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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初探 　　摘　要：法定许可制度作为权利人法定垄断权与公共利益博弈的产物，在协调各方利益、促进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美、日及我国台湾等都将这一制度引入录音制品的制作领域，设置了“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顺应潮流，为“防止音乐著作权人与唱片公司签订专有许可协议而垄断唱片市场，提高唱片价格”[1]，我国也欲仿照。但现阶段我国是否适宜将该制度纳入现行立法，还需要从国外立法、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现行国情等方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期对著作权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录音制品；录音制作者；垄断；法定许可；适当性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7-0177-02 　　一、“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概述 　　“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源于20世纪初，目的是防止唱片公司对音乐的垄断[2]。那时，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与之签订独家许可协议，以获得独家录制权。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唱片很难被复制，唱片出租市场也尚未形成，购买唱片是公众得以欣赏音乐作品的主要渠道。因此，获得独家授权的大唱片公司可能借助市场垄断地位提高唱片价格，获得高额利润。为使唱片公司之间形成合理竞争，使唱片价格维持在较合理水平，美国等国家规定，只要音乐作品已经被合法制作为录音制品，其他唱片公司就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其音乐作品录制在唱片上销售，但需支付法定报酬[3]。“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由此诞生。 　　《伯尔尼公约》①第13条第1款规定：“对于已授权录制其作品的音乐及曲词作品的作者，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对其再度授权录制的专有权予以保留或附加条件；但这仅适用于保留或附加条件的该国，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损害作者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可见，《公约》并不要求成员国必须规定该项法定许可，而是允许其对音乐著作权人的“机械复制权”“自行规定保留和行使的条件”[4]。当前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5]。前者以美德为代表，后者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在唱片产业适用该项制度，与其唱片产业的发展和唱片公司对唱片市场的垄断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他们对适用期限也做了限制，如日本《著作权法》② 第69条规定，“商业录音制品已经在本国进行了第一次销售，并且自第一次销售之日起已满三年的……可以……向著作权人支付……补偿金以获得强制许可而进行录音。” 日本《著作权法》还把作者永久性停止作品传播的意愿作为排除强制许可的例外情形[6]。再如：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修改的著作权法规定：“录有音乐著作的销售用录音著作发行满六个月……经主管机关许可强制授权，并给付使用报酬，得利用该音乐著作另行录制。”[7]以上期限都长于我国修改草案中“3个月”的期限，这无疑更利于唱片公司收回投资，促进唱片产业的发展，对鼓励音乐作品创作和促进文化传播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再者，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对盗版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和限制，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唱片公司经济利益的实现，也为形成市场垄断提供了可能。 　　二、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的理论基础 　　由上文可知，法定许可制度实质上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它的产生有特定的背景和深厚的理论基础。 　　1.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法定许可在产生之初，就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使命，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也不例外。如上所述，20世纪初，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唱片难以复制，唱片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利用其垄断地位哄抬唱片价格，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为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促进文化传播、维护公众利益，各国逐渐通过立法对唱片公司加以限制，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应运而生。 　　2.利益平衡: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考量。基于著作权的普遍性、目的性，对其的限制不可或缺，因为著作权人的权利与社会公众的权利总是置于天平的两端，对任何一端保护过度，就会造成对另一方的保护不力甚至使其受到不合理的损害，从而导致利益平衡的倾斜。因此，必须对著作权人的权利加以限制，以确保公民信息接触权、言论自由和文化教育权的实现。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就是为公众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而让步的产物。 　　除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外，我国著作权法领域的法定许可还有：（1）编写出版教科书；（2）报刊转载；（5）播放作品和录音制品；（6）制作课件；（5）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的法定许可。这都是著作权人为公共利益而做的让步，其中暗含这样一层理念：原则上作者的著作权利是予以尊重和保护的，只有与公共利益冲突时，才要求其让步，而且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并受到严格的限制，如除了（3）和（4）外，其他各项都可以经作者声明保留排除法定许可的适用。但目前而言，公众利益是否真正因录制者的市场控制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