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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作为国家秩序与国际秩序原则 　　摘要: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在国家间的承认和个人间的承认之间进行类比。在他们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契约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个体之间不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国与国之间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承认已经成为国际交往的前提,“承认”范畴已经不再是国际法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承认;国际法;契约社会 　　作者简介:瓦尔特?耶施克(Walter Jaeschke),德国波鸿大学教授,黑格尔档案馆馆长,从事黑格尔研究。 　　译者简介:徐龙飞,德国波恩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从事基督教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043-06收稿日期:2009-09-28 　　 　　一、“承认”在意识发展史上的诸方面 　　 　　尽管“承认”,特别是“为承认而斗争”这样的术语在黑格尔体系的建筑术里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阐述,却似乎能找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关键概念,这个概念允许把关于自我意识及人格建构的问题连同对法律及道德的论证,连同各种社会形式的形成,放在一个统一的、系统的进程中加以阐明。或者,这里似乎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发端,以在(这之前为深渊所隔开的)先验哲学、实践哲学及社会哲学的各问题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由此也能找到一个现今社会之秩序及其自我理解所具有的基础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端。 　　在这个异口同声、不分场合同唱这首歌的庞大合唱团内,却有一个声音并不那么和谐,这便是黑格尔。虽然我们要感谢他谱了曲。因此,我想在此讲述他的不同声音,并冒着这样的风险:即使是多声部地演唱这首歌的尝试听起来也会觉得不和谐。黑格尔不仅为这首歌谱了曲,也描述了在什么场合下该唱这首歌――最重要地,在什么场合下不该唱它。在他的《主观精神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s Subjektiven Geistes)中,黑格尔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他首先引入了著名的生死斗争的形象,但是随后他阐明了意识发展史的定位,这一定位隐然地将《精神现象学》置于1805/1806年精神哲学的前面。黑格尔写道:“这个立场产生于诸个体作为单独的自我意识而彼此对立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中。它……在公民社会中,在国家中就失去了意义。一旦出现了法律状态,它就消失了。在一个国家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地方,这个整体的成员也就存在了,并拥有一个第三者,如君主、法律等,以将他们客观地联合起来。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本性出发为自己及他人所承认。……作为一个公民,我令自己的特殊性沉没到普遍性中,并由此证明了我拥有真正的自由。通过使自然人成为公民这一手段,自我意识的特殊性就被扬弃了;公民社会因此就不知道何为为承认而斗争,它带来的东西比单个自然人所能带来的更多。”[1](P113) 　　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黑格尔的看法:比起“为承认而斗争”所能带来的,在公民社会中有更多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看,黑格尔将类似于史前英雄的命运归属给了这种斗争:这些英雄具有一种为人类在城邦中的共同生活奠基的历史性功能,但他们除了被想象为社会性世界的奠基者之外,自身就再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了;同样,这个为黑格尔所规定好方位的承认过程也是具有为社会奠基性质的,但它却处在其所奠基的社会之外,被置于(社会)历史的前面。把在承认概念中得到思考的生死斗争整合进社会的尝试将如同古代英雄在后革命的公民社会中出现一样,对社会而言是摧毁性的。当它(社会)稳定下来以后,英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为承认而斗争”的时代亦复如是。 　　黑格尔在那句话中,不仅说出了一种历史性的限定,同时也说出了一种概念性的限定。“为承认而斗争”不是公民社会一个在历史上虽逝去但却充足的前提,相反,我要再一次指出,在其中(指在公民社会中――译者)“比起为承认而斗争所能带来的,有更多的东西”。斗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只是建构自我意识和社会的要素之一――如果人们看不到其他要素,那人们就把这一单一的要素绝对化了,确切地说,在此意义上绝对化了:在其中绝对的东西乃是抽象的东西。 　　黑格尔对承认概念所作的意识发展史定位却绝不限于“为承认而斗争”,它关系到一般的关于承认的法律概念。随着向公民状态和公民社会的迈进,承认在法律上就得到了完成,同时也制度化了。人们可以把“一劳永逸”这个词从基督论的语境中抽取出来加到此处①。把法律上的承认――当它已被一次性地制度化之后――在如同日常生活中特定事务每天都要重新发生那样的意义上设想为需要一再重复的,这毫无意义。这种无须更新性对一般法律概念,对财产概念而言都是适用的。因此,纪念建国的活动并不具有一种为那个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