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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背景下高校机构编制思考 　　摘 要：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机构编制部门在核定高校机构编制时要考虑国家层面对高校的改革意见、法律赋予高校的权利、社会人员交流、现行的人事管理体制以及现行的机构编制规定等因素。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 机构编制 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166-02 　　高校“去行政化”是指高校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高校“去行政化”就意味着教授治校、学术至上，承认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在高校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可以真正做到让教师发挥所长，让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挥，培养更多的创造型人才。高校作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其机构编制方案必然依照国家的规定来制定，然而在“去行政化”背景下，如何做好高校机构编制工作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编制部门在制定高校机构编制方案时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国家层面对高校的改革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制定机构编制标准，合理控制总量，着力优化结构，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强化监督管理。高校作为国家二类公益性事业单位，属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的范围。 　　国家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以转换用人机制和搞活用人制度为核心，以健全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建立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分类人事管理，依据编制管理办法分类设岗，实行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由此看来，各项人事制度改革还必须依赖于机构编制管理办法。 　　二、法律赋予高校的权利 　　我国高校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法律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授予高校拥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向学生颁发学位证、毕业证以及管理学生和教职工等权力，其行为是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教育法规还规定教育管理者因违反规定要承担法律责任，要受到行政处分。高校“去行政化”，高校的法律主体如何规定，谁来行使高校原有的行政行为，谁来承担相应行政职责？ 　　如果高校师生可以像村民那样，完全不受政府行政权力的干涉，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班子，只对法律负责，不受地方官员的制约，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行政级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一个不受行政权力支撑的教授如果滥用权力，将他绳之以法是非常容易的事了。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一个没有“背景”的教授，要拒绝行政权力的指使，他将以什么来求得自保？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说：有人说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什么事情都是行政人员说了算，这不符合事实。高校工作有学术和行政两大类，行政为学术服务，大学里的行政工作必须要有，这些工作包括人财物的分配、安全保卫、后勤等。如果高校没有了行政工作，没有了行政人员，像起房子用地打地基需要到政府部门审批这样的工作谁来做？反正教授们是不会做的。保卫、后勤工作教授们也做不了，这些工作谁来做？政府工作人员来做？还是政府部门在高校设立办事机构，由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来做？到头来高校变得更行政化了。 　　三、社会人员交流 　　在如今的社会，重视以“级别”来衡量机构和人员，干部有级别，工人也有级别；城市有级别，就连村子也有级别。大凡对现行体制有点了解的人大概应该明白，现在开个大会，级别高的坐主席台上，级别低的坐台下。某市有三所高校，一所高校确定为副厅级，另外两所高校在“去行政化”环境下没有确定级别，每次开大会，副厅级的高校领导坐在主席台上，没有级别的高校领导就坐在台下，这种情况是何等的尴尬。如果往后那所副厅级高校被“去行政化”，那该校领导也只能在台下就坐了。如果单独高校取消了行政级别，只能是将高校推向社会底层，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定成教授说的一样，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贬低教育。 　　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市委为南方科技大学公选两名正局级副校长，任职资格条件为：现任国内高等院校正处级以上职务的教育管理干部（正处级干部需任职满3年）；现任深圳市正局级职务或副局级职务2年以上干部。如此公选，令外界担心，南方科技大学以“去行政化”为使命的改革试验能否成功？ 　　现行的干部制度，任命（聘用）高一层级的干部需要在下一级别任职一定年限，如果高校没有了级别，那么高校的干部就不可能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事业单位的干部进行交流，就连高校内部的干部任用就成问题。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