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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研究中焦虑 　　摘要：“五四”研究已走过90余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五四”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纵观这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五四”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焦虑。本文从在“五四”研究史上的一些重大争论开始，分析这些焦虑产生的原因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引起注意。 　　关键词：启蒙与救亡；传统与反传统；焦虑 　　中图分类号：K06？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1-0180-02 　　有关“五四”的研究90年来几乎没有中断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学者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然而，纵观整个“五四”的研究史，却常常处于低水平徘徊，有些问题甚至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过，现在得出的结论只是当时结论的某种重复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在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研究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某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相关的重大争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86年，当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启蒙”与“救亡”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两大主潮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支持者认为这两个词语的确概括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某些实质，认为在研究和探索为什么“现代文化意识的价值尺度”何以总是被“政治功利价值尺度”所代替的内在和深层原因上是深刻精辟的，并从这两个词语出发，衍生出一系列研究概念。反对者则认为李泽厚在运用“启蒙”与“救亡”这两个概念时，存在模糊不清的论述，启蒙与救亡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看来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启蒙就是救亡，至少在主观上并未将二者分开。李泽厚把新文化运动看作单纯的文化启蒙运动，并引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判断：（1）新文化运动与上一阶段的谭、严、梁有继承关系，“实质”则不然。（2）启蒙与救亡并未一拍即合，相反“始终是各行其道”。王元化则对“救亡中断启蒙”提出了异议。这场论争持续不休，甚至到了现在，我们的许多研究者的思维中，仍然以中国现代的主潮是“启蒙与救亡”作为研究的基点来进行研究。 　　现在，我们再回望这场论争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实在这场论争中，当李泽厚提出了“启蒙”与“救亡”这两个概念时，论争的双方就围绕着这两个概念的细枝末节进行纠缠，从而使双方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五四”这段历史本身就具有丰富多样的内涵，而我们仅仅用两个或是几个简单的词语就去概括历史本身，这无疑有着某种以偏概全之嫌，并且我们在用这几个词语去概述这一段历史时，词语的运用就有着模糊不清的方面。现在我们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不仅要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思想启蒙吗？谁启蒙了谁？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当下研究中，不少学者就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李怡在《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一文中就提出了：“我们所假定的这样一个可供质疑和批判的‘五四’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五四’的知识界究竟是怎样构成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五四’遗产真正包含了哪些内容？”“‘五四’，究竟属于谁？”的疑问。当我们在当下提出这样的疑问时，我们是否有必要去检视过去，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争论？当李泽厚提出了“启蒙”与“救亡”两个概念时，我们为什么就那么迫切地去承认或是反对他？这是否反应出了我们研究当中的一种焦虑？在80年代研究“五四”的氛围中，我们是否处于一种理论上的贫乏，还没有认真清理历史所带给我们的真实面貌，当有人做了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时，我们就仅凭着自己对历史粗糙的印象，迫不及待地去认为这种概括是正确或是错误？我想，这正是反映了当时我们在研究“五四”中的某种急功近利感，某种研究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当林毓生的那篇《中国意识的危机——兼论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传入大陆学界时，他提出了“五四”彻底的反传统的观点一下子在学术界炸开了锅，拥护者一拥而上，反对者从传统说到现在，认为“五四”并没有反传统。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认为：“倾向于把‘五四’当作一次激进的反儒学运动来理解”是“对历史的误解”。欧阳哲生《试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则提出，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继承了清代汉学，进一步提出‘价值重估’”。这些争论的余绪一直延续到当下，“五四”到底是反传统还是不反传统一直成为研究界不时讨论的话题之一。 　　从上面这些关于“五四”的重大争论来看，我们在研究“五四”时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这些焦虑感产生的原因，从整个“五四”的研究史来看，我认为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长期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五四”学术研究的干扰。对于“‘五四’是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等结论是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援引过来的，是一种政治的结论归纳，而非是学术的自觉总结出来的。这就导致了我们知道“五四”很伟大，却在学术表达上出现失语的状态。研究界往往只能在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