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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诗潮论争理论启示 　　[内容摘要]本文从利益和审美的角度论述了诗歌由个体承担的理论前提。文章认为，由个体承担的诗歌自觉疏离群体代言诗，有效克服认同谬误，追求写作的独立自足性，从而为诗歌艺术在审美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关键词]个体承担的诗：代言诗：理论启示。 　　 　　迄今为止，人们关于后新诗潮的看法意见纷纭，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看到后新诗潮的诗歌写作是一种“个人化写作”，尽管对个人化没有确切的定义。一个关注当代诗歌的学者将不难看出这一主张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味――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在“朦胧诗”阶段，诗歌写作一直未能摆脱外在“代言”的角色，即把诗歌写作当作一种宣传或斗争的工具，因此“个人化写作”成了反拨宣传性或工具性写作的有效手段。相反，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却认为诗歌写作的“代言”角色并未损害诗歌的价值，诗歌史的事实是，那些伟大的诗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代言”的角色，因而后新诗潮的缺陷恰恰在于过分迷醉自我而损害了诗歌价值。这样的描述虽然未免挂一漏万，但大体上可以反映目前关于后新诗潮的某种争论趋向。不过，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给上述论争下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在我看来，虽然人们的立足点不同，评价也各自有别，但其实已显露出某种一致性，即已然承认“后新诗潮”是一种“个体承担的诗歌”。对此，我们应该有更多冷静的解析，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更具说服力的梳理和描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理论应该如何面对或者解释这种状况，当诗歌落实到个体写作的层面并进而培养出一种对久已成型的写作模式的对抗时，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特别是当学者们以个人化写作对“后新诗潮”诗歌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时，其中又体现为怎样的学术动因与心理逻辑? 　　 　　一 　　 　　从中国诗歌史的角度看，与“个体承担的诗歌”相对的是群体代言诗歌，这种区分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诗歌史现象的简要概括。这里的“代言”主要是指为时代代言，为民生代言，为国家或民族利益代言，即诗歌所表达的应当是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愿望与要求。而“个体承担诗歌”所要表达的只是一己的情绪、心理、意识等。虽然这一区分未免有化约的倾向，但为了与我们所讨论的“个体承担诗歌”在利益和审美等方面区别开来，这样的划分还是必要的，它不仅简便而有效，而且有助于主题的展开和论说。在诗歌史上，由于代言诗借助强大的思想理论作支撑，与之相对的个体诗歌写作常受到抑制，因此，在中国诗歌史上虽然出现“师心使气”“性灵”“缘情”等一系列与个体写作相关的诗歌类型，但在时间与数量上都无法与代言诗相比。中国当代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诗歌选择是“代言”的诗歌，而非个体承担的诗歌。由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大影响力，中国诗歌的写作者们从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从事写作。这一目标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心理的共同诉求，这种共同的心理诉求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权力话语，即对诗歌作者选择何种主题可以提出相关的要求，甚至对写作的技法也有相应的制约作用，对于那些不符合这种共同心理诉求的诗歌写作，这种话语权就以“另类”的方式对它重新加以编排与定位，有时也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念进行干预。因此，在整个社会领域，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整合力量，它在伦理、政治、艺术等各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 　　但我们应该看到，共同的心理诉求所形成的社会整合力有时对诗歌写作会造成另一种可能的伤害，由于在必要的时候必须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对“另类”诗歌写作进行干预，这些诗歌的最终评判必然地要上升到公共伦理的高度，也就是说，那些违背共同诉求的诗歌实质上是不顾大多数人利益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因而就有检讨与批判的必要。然而，这种批判因为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它所产生的后果将不会限定在诗歌或者文学的领域内，最终必然要关涉到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及其伦理立场，这就意味着，批判一部诗歌作品很自然地会和作者的思想立场与道德观念相比附，最后的结果可能会造成对诗歌作者生存利益的伤害。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对于代肓诗的疏离，首先意味着从利益均等的角度对个体生存利益的维护。人们或许会提出疑问，诗歌的代言角色强调的恰恰是国家、民族和集体的利益，怎么可能会造成对个体的伤害?为什么个体承担的诗歌在个体利益的维护上会更为有效?这种问题显然已经超出诗歌或者文学的范围，实质上是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互制衡的社会学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如果以牺牲个体利益为前提而强调集体利益，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导向极权主义。他认为，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固然值得商榷，但哈耶克论述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