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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中以礼治国思想及实施举措 　　《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它记载了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跨度达五百多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重要史实。全书21篇，每篇的“对者”、“论者”、“谏者”、“教者”，纵谈历史，横览天下，着眼现实，预示未来，充斥着不少内涵深刻、昭启后人的劝世良言。特别是关于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思想，可说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主线。认真研读此书，汲取其中礼治兴邦、礼乱败国等历史经验教训，在当今重视反腐倡廉、不断推进制度变革和创新的时代，显然有着重要、积极的借鉴意义。 　　以礼治国修身者国必兴 　　先秦儒家所强调的“礼”，是统治集团根据社会需要特别是统治需要而创制的典章制度及其行为规范。一国有一国之礼，一代有一代之礼。“礼”，包括“礼”和“仪”两个方面。“礼”是内容，即“典”、“宪”制度和法规，以及治国方略和政策：“仪”是形式，即循“典”遵“宪”、遵纪守常的实际行动。“礼”是本质，“仪”是表象。在我国古代，“礼”是治国安民的行为准则，它要求统治者以礼治国，要求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到以礼修身。《国语》就是根据以礼治国、以礼修身这一主导思想，以战略的眼光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通过王朝兴衰、邦国成败的史实，用善言嘉语警世劝人的。 　　《国语》告诉后人：西周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统治者不能以礼治国、以礼修身，以致整个国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不可收拾。 　　周穆王炫耀武力，违背德礼，讨伐犬戎，丧失了威信，丧失了人心，也丧失了国力。周王朝因此由盛转衰。 　　周厉王专横暴虐，与民争利，贪得无厌，重用坏人，排斥贤者，最终，官逼民反，“国人”暴动，将厉王流放荒蛮，客死异乡。 　　周宣王号称“中兴之主”，不循礼法，不量国力，好大喜功，随心所欲，结果有负众望，诸侯离心，最终“中兴”成为笑柄，国势一蹶不振。 　　周幽王，“迷乱弃德”，用“谗谄巧从之人”，“弃聘后而立内妾”，即玩忽礼制，重用佞臣，宠幸褒姒，废长立幼，戏弄诸侯。最终搞得天怒人怨，在他亲手导演的动乱中命丧黄泉，西周从此灭亡。 　　与昏君相反，有为的明主皆深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恪守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准则和规范，成就了王霸之业。 　　如“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能够听从管仲的意见，以礼治国，“隐武事，行文道，帅(率)诸侯而朝天子”，“亲邻国”、“安四邻”，教“民皆勉为善。”其结果，“四邻大亲”、“甲兵大足”，国泰民丰，既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又得到诸侯的拥护，确立了霸主地位。 　　而晋文公之所以崛起称霸，也在于他能以礼治国、修身和育民，尊重贤臣。他认为：“德义”是“生民之本”，管理国家要“推贤”、“广德”、“不忘百姓”。晋文公推行“弃责薄敛”、“匡困资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等一系列利民政策，深得民心，国势益强。晋国的霸业之所以能持续较长时间而不衰，就在于文公以后的几代国君均能坚持以礼治国原则、安内亲邻的缘故。 　　《国语》之“对语”、“论语”、“谏语”、“教语”，为人们揭了一条规律，即：凡是以礼治国、以礼修身者，往往国必兴、身必荣；反之，不能以礼治国和修身者，往往会国亡、身辱。 　　将“以礼治国”思想落到实处 　　君主该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使得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思想真正落到实处、产生良好社会效果呢?归纳当时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探索，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三条： 　　一是必须先从上层抓起，真正做到君守君道，臣守臣道。《周语?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中，记载了周王卿士刘康公“对”周定王的一段话，提出了“为臣必臣，为君必君”的重要思想。刘康公认为：为臣的必须遵守臣道，为君的必须恪守君德。“宽肃宣惠，君也；敬恪恭俭，臣也。”就是说，宽厚、整肃、周遍、惠爱，是君德：忠敬、勤恪、谦恭、俭约，是臣道。作为君主，宽厚用来保护基业，整肃用来救时济世，周遍用来施行教化，惠爱用来和协民众。基业得到保护，就必然巩固：按时行动，匡救世务，事业就能成功；教化实行，周流普遍，民众就普遍受到教育；惠爱用以和协民众，就国泰民丰。如果基业巩固而事业成功，教化普遍而民众富足，就可以长久地取得人民的拥护，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对于臣子来说，忠诚用来承受君命，勤恪用来守护基业，谦恭用来处理事务，俭约用来保证财用充足。用忠诚来承受君命就不违礼；用勤恪来守护基业就不懈怠；用谦恭来处理事务就远离死罪；用俭约来保证财用充足就远离忧愁。“若承命不违，守业不懈，宽于死而远于忧”，君臣上下就可以没有矛盾了。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胜任呢?君主行事通行无阻，臣下受事能胜其任，国家也就能长治久安了。这段“对语”从“国”、“家”、“身”三个方面纵论成败得失之利害，其言之切切，其情之悠悠，言语贴切道理深，沁人心脾，使人受益匪浅。 　　二是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