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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派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关键词：“战国策派”；史学思想；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3－0093－06 　　 　　抗战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驻昆高校教授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批评中国传统柔性文化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民族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不仅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具有砥砺人心、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尽管“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具有非理性倾向，但其文化重建思想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本文拟对“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进行简要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存亡继绝的时代。尽管时局动荡，外患内忧，但在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一批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肩负起民族文化兴亡的历史重任，积极沉潜于学术研究，以不朽的精神和辛勤的劳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和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40年4月1日，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雷海宗、陈铨、贺麟和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认为当今时代乃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到1941年4月4日《战国策》半月刊停刊，共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陈铨等人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继续宣扬其“战国”论和“力”的哲学，到1942年7月1日止，共出版了31期。1943年7月，陈铨在重庆又主编《民族文学》杂志，但仅仅出了5期就停刊。上述刊物就是以雷海宗、陈铨和林同济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战国策派”的主要阵地，其主要成员还有贺麟、何永佶、沈从文、陶云逵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实际上，“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还是雷海宗、林同济和陈铨，“他们常以论著呼应彼此的观点”。其中雷海宗和林同济由于受斯宾格勒(0swald spengler)文化形态学说的影响，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而创造出了“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一全新的历史命题；而陈铨则借用尼采(FfiedrichWilhelm Nietzsche)哲学的思想，提出“英雄崇拜”，倡导“民族文学运动”，以民族文学增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 　　 　　二、“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 　　 　　在国家危难、生民颠沛流离的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学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史家，先后留学欧美，深谙西方文化，熟知其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因此，在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洗后，他们表露出文化反省与比较中西史学的独特见识，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系统阐述了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方法，文化形态比较学体系初成端倪。不久，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耗费30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历史研究》一书使文化形态史观更加成形。20世纪20年代初期，文化形态学进入中国思想界，到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学人从文化形态理论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审视与考察，形成了文化形态史观。“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阶段；林同济则将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三个阶段”。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林同济和雷海宗将他们发表在《战国策》等刊物上的论文集辑为《文化形态史观》，集中表达了他们在文化形态史观指引下对抗战时期中国历史与文化所进行的思考。 　　 　　首先，提出战国时代重演论。1940年4月，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充分表达了“战国策派”学人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学者所抱有的宗旨，把眼前的世界，看成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你和我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我们的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大战国时期’露骨表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