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价值重建.docVIP

文学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价值重建 　　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重建,除了从文学整体思维方式入手探索当代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转型道路之外,更应该重视当代文学经验中的“文学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呈现出了娱乐化、消费化的趋势,具有“可生长性”的特征。解决文艺学研究的危机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当代“文学性”问题的现实境遇,以强化文学理论把握现实文学经验的能力。 　　[关键词]文学性;反本质主义;价值重建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25-04 　　段吉方(1975―),男,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江苏南京210093)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问题引发了诸多争论,学者们发现:随着社会语境与文学生态的变换,中国当代文艺学面临着多种学术资源融汇与整合的压力,更面临着当代文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文艺学研究出现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危机――既无法忽略多重的理论资源,又难以找到创造性的融会贯通的道路;既无法回避当下文学经验的现实性,又无法找到在整体上把握现实文化经验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情形下,当代文学艺界在文学理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然而,以往的探讨大多集中在“文艺学危机论”的背景与成因方面,这些探讨固然重要,但为了不使凸显出来的问题搁浅,我们的理论探讨更需要回到“文艺学危机论”的问题语境中来,这个问题语境就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性”的现实境遇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做一点自己的思考。 　　 　　一、“文学性”与“文学性”理论 　　 　　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将“文学性”问题引入文学理论研究视野开始,中西学者都对它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但在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性”的理论研究仍然比较复杂。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一直存在着“本质主义”解答与历史性建构之间的矛盾,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它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关系是一种“反讽”式的悖谬关系。[1](P29)人们似乎都承认:无论是在广义的“文学”,还是在狭义的“文学”中,“文学性”是存在的,但是,“文学性”的历史建构意识却往往对某种统一的、人人都认同的“文学性”提出种种质疑。比如,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8226;伊格尔顿就坚持: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文学,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文学性”,“任何东西都可以是文学,而任何被看作不变的、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东西――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则可以不再是文学。任何相信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亦即类似认为昆虫学是研究昆虫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被抛弃。”[2](P27)而美国学者乔纳森#8226;卡勒则提出:当人们问“是什么使文学作品区别去非文学作品?”之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对“什么属于文学”已经有了一个概念。[3](P21)正是由于“本质主义”的解答与历史性建构之间的悖谬,“文学性”的问题显得更加虚无缥缈。 　　然而,无论关于“文学性”的理解是多么复杂,有一点我们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都无法排斥“文学性”是在一种语言的互动中产生的和被理解的。美国学者卡勒曾提出了五种“文学性”的定义:(1)文学是语言的突出;(2)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是把文本中各种要素和成分都组合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语言”;(3)文学是虚构;(4)文学是美学对象;(5)文学是文本的交织或者叫做自我折射的建构。[3](P29-36)卡勒的“文学性”突出了文学语言对“文学性”的理论构成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那种“文学性”的语言其实构成了文学的底色与原质,离开了这种底色与原质,“文学”的概念就将失去它存在的合理性。卡勒和伊格尔顿的观念也传达了关于“文学性”理解的另外一种观念,那就是在不同的理解中,“文学性”的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复甚至矛盾,这是关于“文学性”的历史建构所产生的歧义,这种歧义也说明了在“文学性”的问题领域中,本质主义的理解与历史建构意识有时也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两种观念,也就是说,在“文学性”所包含的理论视阈中,其实既包含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界定“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本质主义的理论问题,也包括从接受者与传授过程来说,他人如何知道“什么是文学”这样有明显历史建构倾向的问题,更包含了如媒介、广告、表演、消费的“文学性”等“文学性”的文化转喻含义与功能。正是因为此,有的学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格尔顿的文学观念其实存在着本质主义的特征[4],而卡勒也强调“文学性”是语言的“突出”,但语言的“突出”不仅表现的文学文本,而且还表现在广告语言、文字游戏都其他非文学文本的语言中。[3](P31)这也说明其实在“文学性”的理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