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综合症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启示.docVIP

日元升值综合症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启示 　　 一、“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1、“广场协议”及“日元升值综合症” 　　 “广场协议”指的是在1985年9月，由美、德、法、英、日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所达成关于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的协议。“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进入了大规模的升值期，日元汇率从260．48日元升到1988年12月的123．61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lO%。 　　 “日元升值综合症”的概念是美国著名学者罗纳德?麦金农和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在《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一书中首先系统提出的，其含义为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以来，在美国政府的高压下，国际社会形成了持续的和牢固的日元升值预期以及由此而来的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现泡沫经济、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为避免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外需的不利影响，日本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了银根，过度的流动性流向投机性资产从而引发泡沫经济。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溃，日本因此进入“失去的十年”。这些经济表现是不是因为日元升值直接造成的结果呢？其实不然，“广场协议”本身并不足以导致日本经济持续萧条，最多只能算一个“导火索”而已。多数研究者认为，“广场协议”至多只能算是诱发日本病的原因之一而已，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根源还在于经济结构的自身缺陷和日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笔者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作为佐证，我们可以拿同样在此期间德国马克的升值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作比较。 　　 在1970一1990年，德国与日本虽然都经历了持续的货币升值，但两国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应对措施，其两国的经济表现也大不一样，就两国的物价来说，德国消费物价增长率平均为3．8％，日本消费物价增长率平均为5．7％，而且，德国消费物价增长率远较日本稳定，德国消费物价增长率偏离其20年平均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2．05个百分点，日本则达到了5．3个百分点；就其实际的GDP增长率来看，德国的实际GDP增长率较日本稳定，德国实际GDP增长率偏离其20年平均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1．98个百分点，日本则达到了2．3个百分点①。 　　 产生如此差异的原因，从宏观层面比较进行分析，主要是德日面对本币升值采取的应对措施的不同造成的，一是选择汇率升值方式的不同，德国选择的汇率升值方式是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渐进地完成升值过程，而日本选择的则是在较长的时间内通过干预来压抑舞值，导致最后被迫大幅度升值；二是政策目标取舍方面的差异，在国内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之间，德国将货币政策置于宏观调控的首位，将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而日本政府选择了更为偏重汇率稳定的政策；三是资本管制方式不同，德国贯彻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浮动汇率制度，相反日本政府则更多地运用了资本管制。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面对本币升值时所采取的失当经济政策，诸如《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担心“升值萧条”现象的产生，为减轻日元升值可能出现的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在日元大幅升值后，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造成大量的过剩资金开始流入股票和房地产部门,引起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再如日本一直实行重投资、重出口和轻消费的政策，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在《广场协议》签署后执意发展外向型经济,继续扩大出口,依靠外需带动经济增长，而忽视提升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 　　 曾有观点认为，日元急剧升值导致日本实体经济（如制造业）大量外流，而流入日本的国际游资又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由此埋下了泡沫经济的根源。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相反认为日本在面对本币升值时所采取的措施失当才是致使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 　　 二、“日元升值综合症”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启示 　　 以制造业和出口实现崛起的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本币升值成为必然的选择，否则将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引发投机热钱的持续流入和实际资源的大量外流，最终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GDP增长速度达9.3％，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使得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强大的基本面支持。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我国出口势头强劲，外贸顺差居高不下，带动外汇储备也超常规增长，这既为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增大、人民币被动投放过多、市场流动性泛滥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