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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献书”杂论 　　西汉武帝时期的“刘德献书”，是在中国文化遭到重大浩劫之后所做的一件恢复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事情。刘德对古籍的整理与献书朝廷，对中国古代文化整理、传承、弘扬，意义重大，功不可没。然而，封建时代的专制与权力之争，扼杀了“刘德献书”的意义，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 　　一、“刘德献书”的背景 　　“刘德献书”首先是与中国文化典籍在当时遭到重大浩劫有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知道和了解的中国古代历史，其实是有严重缺失的。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记载不完整；二是战乱和统治者为统一思想的“焚书”，遗失了很多资料。 　　秦统一后，为实现思想统一，在文化上采取了严酷的政策：一是文字划一；二是除官家藏书、秦国史书和医药、算卦、农业类书外，所有的《诗》《书》、百家语和史书一律烧掉，有敢谈论《诗》《书》的杀头；三是禁止私人办学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许多古代的文献资料被湮没了。《隋书》就这样评论说：“秦政奋豺狼之心，?i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1] 　　“刘德献书”其次是与西汉统治者对先秦文化的恢复、保护政策有关。 　　西汉诸帝对先秦文化的恢复、保护，对西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卓有成效的。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虽然号称不读书，但是他“善将将”。萧何进入咸阳首先接管了秦王朝的地图、簿籍、律令等图书。之后的汉惠帝废除了秦朝的挟书之律；汉文帝找到了老儒生伏生，依靠他的记忆恢复了很多先秦典籍。 　　到汉武帝时，他认识到光靠严厉的法制，没有德行的教育，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于是，依从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实行忠君爱民的孔孟之道。然而“三代之书”燔炀殆尽，读书之人属凤毛麟角，恢复儒术教育谈何容易。 　　就是在这个时候，河间献王刘德应时而起，倡导弘儒，“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2]。刘德为王26载，始终没有卷入诸王争权的政治漩涡，而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从而促成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3]的壮举。 　　二、刘德对古籍的整理和贡献 　　史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4]他感于汉景帝时发生的七国之乱、储位之争，认为儒道衰微、道德沦丧，于是在封地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搜集佚书，修兴礼乐，以期通过汇集并研究儒家典籍来振兴儒学。 　　如前所述，刘德每得一本好书，就令人抄写一份送给原来的藏书主人，而将真本留下，并赐给献书者金帛。于是四面八方学问之士纷纷前来献书。所献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刘德在河间封国内修建规模宏大的日华宫，内设二十余处馆舍，专以招待四方饱学之士。齐、鲁、燕、赵、代、魏等地的儒者数百人聚集于此，夜以继日地梳理、校勘搜集来的儒家典籍。于是，刘德收集和整理的书籍经典与朝廷所收藏数量不相上下，且不乏精品、孤本。 　　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所得残缺不全、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组织群儒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成册。 　　在刘德所聚集的诸儒中，不乏对儒家经典研究颇深的大学者，例如毛苌和贯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现今留传后世的影响很大的《毛诗》和《左传》，就是因为他们而广为传布的。当然，这首先应是刘德之功绩。 　　所谓“毛诗”，乃是对中国第一部诗总集《诗经》的讲解与传授。《诗经》从大约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到如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至西汉时，研究讲习《诗》者，有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鲁人毛亨。毛亨著《毛诗故训传》，据说传授给毛苌。毛苌被刘德招为博士后，《毛诗故训传》遂为刘德所得。三国至宋，齐、鲁、韩三诗相继失传，唯当年刘德建君子馆作为毛苌传经之所，以至魏晋以后天下通行《毛诗》，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由此看来，《诗经》得以流传至今，刘德功莫大焉。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著作。汉初政治家贾谊少年时就跟着荀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失传了。贾谊将《左传》授予赵国人贯长卿，人称之为贯公。贯公被刘德招为博士，随后将《左传》系统加工整理、校核解释，才成为今古名篇。 　　据史书记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全面阐述儒家音乐理论的著作――《礼记》中的《乐记》，就是在刘德的主持下完成并提供给社会的。 　　关于《乐记》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到现在为止没有定论。《乐记》的作者，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乐记》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二是汉武帝时的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所著；三是汉儒采用先秦诸家有关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