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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研究亟待整体性视野 　　内容提要　当前，“样板戏”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学理性批评正在成为研究的主流。但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各自审美取向、价值尺度与方法观念的偏误，致使呈现出感情控诉、机械援引、妄加臆测的基本倾向，并在“样板戏”的生成史考察、艺术成就透视、内涵秩序界定及回潮现象研究方面，产生了种种误读与误解。廓清与拓展“样板戏”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建构整体性的视野，即只有把“样板戏”置于40年代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置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经验的生成关系中，置于中国戏曲现代化的构想与探索的艰难里程中，置于中华民族审美传统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图式中，有关“样板戏”的产生语境、生产机制、艺术表现，包括其衰亡与重现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得到切实的解答。而且，对“历史观”、“集体写作”、“英雄形象纯洁性”等“样板戏”的基本创作理论在价值认定上也应当适度厘清。 　　关键词　“样板戏”研究；倾向；缺失；整体性的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1－0123－06 　　 　　“样板戏”是文革时期一种特殊的政治事象、文化事象与美学事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在文学艺术的层面上展开，其实却包容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律动与波折，也含蕴着现代中国在历史前行过程中基于政治与文学、传统与现实、异域与本土等多重关系纽结而成的矛盾与困惑。“样板戏”也决不单纯是一个尘封于历史幕褶中的文学个案，而是一个既裹挟着历史阴影，又不断以鲜亮的色彩重现，并不断引起人们审美关注的颇具反思性特征的事象。80年代中期以来，“样板戏”的几次复出甚至一度繁盛就是它始终与当代生活保持联系的明确表征。同样，“样板戏”从文学经验上也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尤其与最切近的十七年文学一脉相承，各环节之间只有政治化程度的不同，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正是“样板戏”显示出异常复杂的内涵与巨大的意义再生空间，新世纪以来，有关“样板戏”的研究才呈现出较为繁盛多元的势头，体现出学界在克服了政治一维性视向之后的某种学术自觉。但不容乐观的是，目前，大而无当的理论移植、过分琐碎的个案挖潜与纠缠于历史因缘的个人复仇意识，正在或显在或潜在地导引着“样板戏”研究的主要视向，也在不断收缩、模糊、简化着“样板戏”的意义空间与内涵秩序，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学研究的客观尺度与理性准则，也与公正评析解读“样板戏”的学术良知相去甚远。为此，对“样板戏”研究思路的理性梳理与重新审视刻不容缓。 　　 　　一、目前“样板戏”研究的基本倾向与主要缺失 　　 　　从“样板戏”研究的时间段落来看，一共经历了从“文革”绝对肯定期、80年代“情感否定期”经90年代“有限度”肯定期到新世纪以来多元发展期四个主要阶段。每一阶段因为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视向与不同的价值诉求主题。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文革”历史的远逝、苦难回忆的淡忘及学术环境的宽松，“样板戏”的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学理性批评正在成为研究的主流。就当下研究而言，主要呈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倾向： 　　其一，历史问责性的命运自悼仍在继续：与80年代巴金老人历史问责式话语模式类似，97年王元化、何满子、黄裳、徐中玉等人发表漫谈《从美学上对样板戏说“不”》。如何满子所言“样板戏热是昙花一谢的，没有积极的时代意义，伤害了千千万万文革受害者的感情，应当掌握允许提倡的分寸。”又如徐中玉所言“不能说今天已没有人恋恋不舍过去大多数人都深恶痛绝的那段历史。”当然，巴金、王元化等人的情绪挥抒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惨痛的历史记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不过，单凭个人的悲苦遭际就将对文革政治的深恶痛绝延伸为对首先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的“样板戏”的极度仇视，不但显得有些促狭，而且客观上也偏离了文学批评的基本向度，也使这种文学写作极可能会轻易地置换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写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巴金、王元化等人的“样板戏”叙事更多是一种体味着个人自慰心理、饱蘸着一己复仇行为的极端叙事，是蔓延近半个世纪的政治仇恨哲学与历史二分法原理的现实回响。准确地讲，“样板戏”首先是一种文学现象，其次才是文革政治的另外一种存在形态。 　　其二，援引“现代性”理论来粗浅解读“样板戏”的内涵：戴锦华以文化研究的视向，借用西方现代性理论，用“原画复现”来阐述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很多历史场景重复出现的问题，其中就谈到了“样板戏”。她说：“我曾在中国电影课上与同学们一起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的本意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主义复活的怪胎，但我自己却被震惊了，我原有的想法被逐个击落。其中，我看到了大交响乐队的伴奏，现代舞蹈形式，现代舞台美术，一个如此现代性的文本”。而宋剑华则主要从美学现代性的意义上对“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