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有机融合及当代意义.docVIP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有机融合及当代意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人类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1}。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自然系统内部平衡关系的严重破缺,实质上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文章试从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二者融合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天人合一”的“人”指人事、社会，主要指相对于自然界的人类。“天”的原义指人头，后引申为头上的空间，泛指自然界和自然规律，是与人、人类相对应的概念。“天人合一”语出北宋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国起源很早。早在2000多年前的周代,就有表述为天地人的三才思想：“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3}”；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他认为,在处理自然和人的关系中,必须师法自然,反对以人类为中心。他用“始于母,一与二,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其间包含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论思想”。虽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同的流派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内涵的理解各不相同，“天”的涵义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了人类生活与大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对立面以及被认识的客体和被征服的对象，而是把人与天地万物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且在基本方面强调了二者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先民从很早就形成了遵遁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节约自然资源、与自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的生态保护意识。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国早在尧舜时代就设有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虞”即环境保护机构和官员，至秦代已出现《川律》这样系统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在各种文献典籍中，记载了大量古代关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言论、典故和制度性的规定。这说明“天人合一”在中国古代并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思维方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一套相当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人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强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对永恒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的过程，并认为天和地、人和物都是一个整体，即所谓的“天地一体”、“万物一原”。把认识的主客体包融在一起，不把认识客体从认识的主体中分立出来，在构思中把每个事物作为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立足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及其规律，部分不能游离出整体，更注重各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动态联系，力图对整体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做抽象的综合性把握。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观是建立在顺从自然、无为而治、忠孝仁爱等哲学观念上，其思想前提是对自然的无知与无奈，在理论层次上停留在非理性的认知水平，它不提倡探索自然的发展规律,正如荀子所谓“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的主体意识，妨碍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地积极地认识和改造。在现实生活中，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对脱离开来，认为自然界是神秘不可测、威严不可犯的，在自然界面前，人类是难有作为的。压抑和抹杀人的个性与主体性，使中国长期处于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阶段。 　　西方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与中国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所强调的是“主客二分”，人作为认识的主体站在世界之外研究世界、研究客体。具体说就是十分突出人与自然之分，强调天人之别，并把自然看成是人类改造、征服和利用的对象。 　　一般认为“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确立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包含着以人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万事万物的意思。另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从人的理念出发，并以理念构造整个世界，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形成以人为中心的体系。 　　在漫长的中世纪，对世界是由神创造的还是本来就存在之追问，天(神)与人、灵魂与肉体、精神方面与自然方面、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对立，是“主客二分”在特定条件下的变种。《圣经》中的“创世说”，认为人是上帝“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最高物，将人看作站在自然界之上之外的、有禀承上帝的旨意而统治自然界权力与欲望的主体,就暗含着人与自然的对立。 　　文艺复兴使历史“踏上了一个转折点”，人类“发现了自然和自己{5}”，为“主客二分”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把认识主体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把人的心灵与灵魂更加确切地讲是人的思想意识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