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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与现代生态伦理学重建 　　摘 要：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 观念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处理天人关系的重要思想方法。这一观念滥觞于上古时代的“神人交通”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内化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成为华夏子孙特有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宇宙观与价值观方面的整体观及由“合”到“分”再到“合”的矛盾观；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因此，“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对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重建具重要启示：（一）它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以自然界及其规律为前提和原则，将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有机结合起来，以此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二）它主张人既是目的，又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从而扬弃了两种主义在目的和手段上的相互割裂和尖锐对立；（三）它倡导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超越了两种主义在人的主体性问题上的各执一偏；（四）它根据人类实践的需要，时而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主要方面，时而强调人对自然的遵从是主要方面，具有灵活的辩证的性质；（五）人类中心主义产生的根源和背景是功利主义的或是极端人本主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是纯粹科学主义的或自然主义的，而“天人合一”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理型的德性文化，它兼具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两种性质，具有较高的道德价值和超功利的境界，从而扬弃了两种主义的片面性和短视的实用性。 　　关键词：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生态伦理 　　中国哲学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大都可概括在天人关系之中，因此，天人关系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天人合一”观念则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处理天人关系时采用的重要思想方法。从殷周到明清时期，尽管哲学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天人合一”观念，但最终都以对“天人合一”的诠释表现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追求。 　　一 　　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念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原始宗教中有“神人交通”的观念。《国语?楚语》云：“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也就是说，普通民众通过巫师的帮助都可以与神灵交流。此乃“天人合一”观念的初始形态。 　　春秋之际，人们否定天命神权，加强对人的关注，逐步摆脱神权观念与神秘宗教的束缚，并开始注意天人关系中具有的客观统一性，将“天人合一”观念应用于道德问题，开此先河的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很少谈“天”，重视的是“仁”。他认为，人的德性禀赋是天赋予的，人受命于天。孔子的“天”具有道德权威性，具有人格神和最高根据的意义。孟子承袭孔子的思想，把“天”与“人性”理论联系起来。他主张，尽心而后知性，知性而后知天。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的，认识了“性”，也就认识了“天”，“天”与“人”的本质具有相通性。孟子要求人通过正心养性来达到“上下与天地合流”的“天人合一”境界。与孟子不同，荀子提出“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篇》）。他强调，天地乃生命之本，人离不开天地自然。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理论来论证“天人合一”。老庄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孔孟儒家，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老子认为，“道”乃天地万物的本原，天与人在内的一切皆由“道”派生的。《道德经》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的表述。他还以自然无为的“道”作为事物存在发展的原则，使万物在效法与派生的意义上与“道”“合一”。而庄子则更多地强调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他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合为一体，不再存在“人”与物、“人”与我的区别，“庄周梦蝶”的故事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呈现。可见，在春秋时期，天人关系问题已上升到哲学层面，即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已经形成。 　　汉唐时期，“天人合一”观念获得发展。在汉代，董仲舒以“人副天数”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发展了“天人合一”观念。他说：“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时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明，副昼夜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他还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汉代也是中医理论体系完善的时期，中医的代表作《黄帝内经》正是以阴阳五行理论来论证天人相通思想，以整体观念作为基本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及至唐代，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天人关系方面提出了天人“不相预”和“交相胜”的创见。 　　宋明时期，伴随着中国哲学的系统化，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他说：“由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