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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视角下农村教育扶贫路径探讨 　　一、资源丰富却经济贫困：农村贫困面临的突出问题 　　石家庄市地处河北省中南部，共有国家级贫困县3个，省级贫困县1个。综观赞皇、平山、灵寿、行唐四个贫困县的历史沿革和自然资源状况，不难发现，四县均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平山、灵寿、赞皇境内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都在30种以上，并且储量丰富；四县出产的核桃、红枣、花椒、红薯等产品，其产量和品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名列前茅。贫困县境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共同构筑了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除一大批红色旅游胜地外还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处。 　　然而丰富的资源并未转化为现实财富，2007年河北省贫困户建档立卡数据显示，行唐、灵寿、赞皇三县贫困人口比例和贫困户比例都在30%以上，贫困人口和贫困户所占比例最低的平山县，其贫困人口和贫困户的比例也都在20%以上。调研中发现，这些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生活环境恶劣、生活质量低下，石家庄市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至今一直徘徊在2500元左右。和全国许多贫困地区一样，资源富集与经济贫困伴生是石家庄市扶贫工作长期难以突破的瓶颈。 　　二、人口素质与自然、人文环境的要求不匹配：农村贫困的症结所在 　　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并未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不仅“输血”、“造血”工程收效甚微，而且低收入人口返贫率高、贫困代际传递明显。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其症结何在？反观我们在贫困治理各个阶段的努力，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将治贫的重心定位在了经济层面，忽视了贫困主体――贫困人口在摆脱贫困中的作用。事实证明，人口素质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要求脱节，无法将丰富的资源转化为现实财富正是农村贫困问题的症结所在。 　　1.贫困主体素质偏低是“输血”和“造血”工程功能失灵的根源 　　研究贫困地区的特征发现，农村人口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偏低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土地本身不是造成贫穷的关键因素，人力才是。在提高人口素质上所进行的投资会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穷人的福利水平。”[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主体素质过低才是贫困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各种扶贫措施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一系列的“输血”和“造血”努力之下，石家庄市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至今一直徘徊在2500元左右，脱贫步伐明显趋缓。英克尔斯也指出：现代人素质在国民之中的广为散布并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本身的基本因素[2]。可见，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要彻底摆脱农村的贫困状况，国家的政策、资金扶持只是外在因素，最主要的是依靠贫困人口自身的“造血”功能。这一任务的实现，没有农民观念的改变、素质的提高，其自身的“造血”系统不被激活，外在的扶持措施再完善也无济于事。它不仅是造成目前贫困地区落后的结果，而且还可能是造成将来贫困地区更加落后的原因。 　　2.“贫困文化”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动力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贫困文化是由贫困人口面对贫困时的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所形成的一种边缘亚文化。在调查中发现，石家庄市的农村贫困地区，很多贫困人口就生活在这种自我维系的“贫困文化”体系当中。他们普遍存在着进取不足而守成有余的心理特征，不仅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更重要的是风险承受能力低、不愿冒险、有很重的依赖思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文化知识无所需求，对受教育轻视。近年来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持续的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强了贫困人口这种依赖政府、安于现状的观念。这种贫困文化通过它特有的代际传承的性质，将这套病态的信仰快速传递给贫困地区的未成年人，成为贫困地区持续贫困的根源。 　　三、构建“共生”教育模式：走出农村扶贫困境的现实路径 　　人口素质与资源环境要求脱节使扶贫工作陷入困境，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借助教育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赢”，构建适应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共生”教育扶持体系。 　　所谓“共生”，是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同它外部世界的良性发展形成一个互补的系统，而非单纯征服自然，即人与自然的“共生”；其次是区域文化之间的相处和发展所形成的文化“共生”[3]。我们的教育的基本立场应当立足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实现贫困地区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共生。 　　1.改革基础教育，奠定“共生”教育模式基础 　　首先，继续研究教材使用的“校本研究”之路。正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环境与资源差异，编写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的乡土教材；同时使课程设置切合当地实际，让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所学知识在脱贫致富中的实际效用。其次，要注意因材施教，分层次培养。不仅要使少数能升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