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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模式改革孤岛困境 　　 　　詹积富现任福建省三明市的宣传部部长，但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信息几乎都跟医疗有关。他最近转发的文章中，一篇是关于一个医药销售人员遭遇医生过度开药的经历，另一篇是关于安徽原人社厅医保处处长童宗伦落马的新闻。 　　詹积富过去3年的主要工作便是克服这两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宣传部长主管医改，这个看上去并不对口的分管安排有些出乎意料。2012年2月，三明启动了医改，此前4个月，詹积富从福建省药监局副局长任上调任三明市副市长，分管医疗，成为医改的操刀手。 　　三明医改启动后仅一年就迅速取得了成效，成为媒体热议报道的对象，“医改的三明模式”频繁出现在媒体上。詹积富先后接待了300多家外地考察和新闻单位，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2013年8月升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从医改的操刀手变成了医改的吹鼓手。 医改首先是改政府 　　2009年，新医改启动。次年，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16个城市被确认为国家联系指导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三明不在试点城市之列。3年多后，各试点城市都没有取得成效，自发启动医改的三明市却成为了一匹医改黑马。 　　这是一匹被逼出来的黑马。詹积富已经多次向媒体讲述过医改“前夜”的三明。三明市地处福建西北部山区，经济相对落后，是红军长征前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建国后，三明由于处于福建的腹地，因此被建设为福建的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后，这个工业基地逐渐衰落，退休人员财政供养的压力巨大，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9年中央启动新医改之时，三明的职工医保基金开始收不抵支，到2011年形成了7000多万元的巨大缺口，拖欠全市公立医院医药费近2000万。就在这前后数年间，三明22家公立医院中，先后有8个院长被查出涉及严重的药品腐败。一面是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一面是医疗腐败频发所引发的民怨，这成了三明医改破局的直接动力。 　　根据詹积富的总结，三明医改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向政府自身开刀，把“改政府”作为医改的第一步，其他三方面则是被统称为“三医联动”的医药、医院和医保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曾前往三明实地调研医改，她总结道，“三明模式”最重要的是回答了政府如何主导医改的问题，在她看来，“公立医院改革是改政府，不是改医院”。 　　按照惯常的政府分工，一般有两到三位领导分管与公立医院有关的事务，具体的管理职能则分散到卫生局、人事局、发改委和财政局等。詹积富认为，在这种多龙治水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医院势必择利而行，久而久之则偏离公立医院的职责和方向”。改革开始后，三明将有关“三医”的政府职能部门都集中归口给一位副市长分管，给予充分授权，具体事务上其他领导都不干预，“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出台的70多份文件，全部由组长一人签发”。 　　伴随管理机制改革的是政府办医观念的转变。改革前，医院按照企业的模式运行，包括医院硬件建设和医生薪酬等都得靠医院创收，利益最大化自然便成了医院“经营”的首要逻辑。三明医改的第二步便是改掉对公立医院的定位，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本位。这要求政府承担起医院投入的责任，三明经过测算，提出了“硬件投入靠政府、运行管理靠医院”的原则，政府负责各公立医院基建、大型设备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工资、福利和维护等经费则依靠医院收入解决。在改革的最初几年，为了防止医院收入减少，财政还拨出一定经费补贴医院。 　　第三项改革是强化卫生部门对医院和医院院长进行管理的力度，通过选拔、考核院长等机制，促使院长成为政府医疗政策的忠实代理人，在医院贯彻政府提出的医疗政策目标。第四项改革是将原本分散在三明市各下辖县市和各部门的三种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统一归到新成立的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管理，提高医保经费使用效率和政策执行的力度。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钟东波是“三明模式”的热情支持者，据他观察，“三明市医改最要害的地方是强调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治理，同时理顺了公立医院院长和医生激励机制，并且同步推进多项改革措施。政府从一个被动的所有者变成了积极的所有者”。 “唯此一例” 　　当政府职能转变后，“三医联动”的改革迅速进展，在短短一年内便有了明显效果。最初促使三明启动医改的医保基金赤字问题，在第一年便得到解决，2011年亏损2亿元，2012年底便一举扭转为盈余2000多万，2013年盈余更高达7000多万。 　　《南风窗》记者获得了一份国家卫计委新近完成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由卫计委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应亚珍牵头，报告称，“三明市公立医院改革至今，22家医院主要经济运行指标延续优化势头，各方受益显著，在全国具有典范意义。其绩效之显著，唯此一例”。 　　应亚珍略带激动的口吻完全可以理解。1994年，国务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