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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时报媒体公信力构建 　　【摘要】《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创办的，面向海内外发行的一份中文报纸。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构建出强大的媒体公信力。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探析《救国时报》媒体公信力的构建及其成因。 　　【关键词】《救国时报》；媒体公信力；中国共产党 　　 　　媒体公信力，一般译为public trust，也有人认为是credibility。在中文里，credibility有时被译为公信力，有时又被翻译成可信度。公信力是媒体内在道德与品质的价值体现，它不仅能准确地折射出媒体的知名度、美誉度，而且还能衡量出媒体在受众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它的核心是信任、信赖。“媒体公信力”这一概念虽然是最近几年才从国外引进的，但在我国百年来的新闻发展史上，历来不乏具有良好公信力的媒体存在。例如《救国时报》，在其存在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就构建起了强大的媒体公信力，被赞誉为“海外权舆”、“抗日先锋”。 　　《救国时报》及其媒体公信力 　　创刊背景。《救国时报》，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海外的机关报，是在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国内背景中诞生的。在国际上，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正在形成中。在国内，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件”，妄图在占领我国东北四省以后，迅速攻占平津、席卷华北，进而占领全中国，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然而，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进攻，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节节退让。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为了突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改善长期以来被国民党扭曲了的政党形象，更为了扩大宣传抗日主张，赢得海外侨胞的支持和国际友人的援助，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决定继续在海外创办中文报纸，并决定将被法国政府禁止发行的《救国报》更名为《救国时报》继续出版发行。 　　由于它顺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因而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热烈欢迎。该报在其存在的两年多(1935年12月9日～1938年2月10日)时间里，发行量由开始的5000多份增至2万多份。国内读者不仅遍及各大城市，就连内地的某些偏远省份和小县城也有；国外读者则分布在全球43个国家。此外，辗转传阅者更是不计其数。 　　媒体公信力。观察媒体是否具有公信力，首先要看其是否具有可信度。所谓可信度是为受传者所感受到的信源或传播媒介的一种品质，即不论其传播的内容为何都能令受传者无可争辩地信赖。从报纸上大量的“读者来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当时广大读者对它的信赖。这种信赖首先表现在对报纸的喜爱和重视上，表现在读者相信报上所发布的任何信息、宣言。1936年2月11日，一个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西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贵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是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另有读者来信说：“贵报指导抗日救国方针，丝毫无差，读之不啻服了一剂兴奋汤一样提神了。”[1]其次，表现在读者对报纸的无私资助上。《救国时报》在办报中因经费不足，一度难以为继。于是在报上刊登启事，恳请读者能给予资助。为了让信赖和喜爱的报纸可以长期发行，读者纷纷解囊，寄来捐款。他们认为：捐款“实属为中国人之所应为，语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诸君挥钢铁之军，持奋斗之精神，主张联合各类党派一致抗日。若然，则复失地，雪国仇，指日可待”。[2] 　　媒介依赖论认为，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也就越大。从上述所举事例，我们不难看出读者对《救国时报》的信赖以及它对读者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可从中感受到它所构建出的强大的媒体公信力。 　　《救国时报》构建媒体公信力的成因 　　采取中立，善取他山之石。心理学研究表明，信息是由什么人提供的，直接影响到受众对信息的反应。提供信息的人本身的可信度对宣传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在受众看来信息来源决定着其可信度和吸引力。 　　《救国时报》的目标受众群是国内生活在国统区、沦陷区的民众以及海外侨胞，这些受众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了解，而且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舆论的影响，对共产党可能还存有偏见和误解甚至厌恶。为了消除人们的心理障碍，增强宣传效果，《救国时报》对外宣称创办者是几个爱国侨胞，采取的是中立立场，并明确提出以“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共同救国”为宗旨的办刊方针。这就让读者首先从心理上接受了它，认为它是客观的、公正的。 　　不仅如此，为了增加报纸的可信度，《救国时报》还善于借用他人之口，说出自己的主张。宣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