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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机制”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新尝试 　　 2015年4月6日，首届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在北京举行。左图为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会见各国参会代表，右图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主持高官会。 　　2015年11月12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以下简称“澜湄机制”）将在中国云南省景洪市举行首次外长会。这标志着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将启动次区域合作新尝试。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主轴的次区域合作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已形成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在内的多种合作机制。那么，创建“澜湄机制”有何特殊意义？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即将举行的外长会将会作出回答。 　　“澜湄机制”的提出 　　1992年成立的GMS机制，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最早倡导、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六国共同参与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GMS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本身以经济合作为主，较少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合作;二是它是我国参与时间最早、成效最显著、机制化程度最高的次区域合作形式之一，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成功典范。不过，GMS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在关税效益大为降低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深化有关势头;区域内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纷繁、突出，如何将次区域经济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社会领域，以有效应对它们。 　　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关于次区域合作的新想法出现了，而“澜湄机制”是最接近现实的一个。泰国是该机制的最早倡议方。因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经常发生旱涝灾害，泰方几年前建议流域六国就水资源开发与治理问题进行合作。中方认为，单纯就水资源设立机制合作领域较窄，顺势提议建立涵盖各领域合作、由六国共同主导的机制，获得其他五国积极响应。2014年11月，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的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时指出，“为促进东盟次区域发展，中方愿积极响应泰方倡议，在10+1框架下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 　　2015年4月6日，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六个国家，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各国希望“加强次区域国家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社会人文交流，促进整个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10月中旬，中方正式宣布，将在云南省景洪市召开首届“澜湄机制”外长会，讨论“澜湄机制”目标、重点领域及早期收获项目。 　　“澜湄机制”的意义 　　经过20多年的合作与发展，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六国在现阶段共建合作新机制，具有特殊意义。 　　一方面，“澜湄机制”是次区域国家突破发展瓶颈、深化区域合作的创新和尝试。当前，次区域内国家除中国、泰国外，经济发展水平仍普遍落后。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长期面临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缺口较大、贫困人口众多等瓶颈，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尽管次区域内已形成多种合作机制，但这些机制往往主要针对某个领域、某一问题，或者由区域外国家和机构主导，局限性突出。除了前文提到GMS合作机制，其他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合作机制，如湄公河委员会，主要由湄公河下游的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组成，特别关注次区域内的核心问题――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湄委会”（MRC）只是咨询机构，且经费主要来源于成员国及其发展伙伴的资助和捐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独立性。处在上游位置的中国不是湄委会成员，也影响这一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相比原有合作平台，“澜湄机制”有多重创新。在主导权方面，澜湄机制将是次区域内首个由六国共同主导、共同协调的机制。在合作领域方面，澜湄机制开放包容，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备受关注的水资源合作也可能被纳入合作议题。在合作目标方面，“澜湄机制”致力于加强政治互信和相互理解，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缩小发展差距;提升人文交流，促进人民心相通。对于次区域国家而言，这将是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重要机遇。对于次区域内现有合作机制而言，也将是提升合作层次、提高合作水平的新动力。 　　另一方面，“澜湄机制”是中国寻求更多国际合作倡导权和话语权的尝试。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周边政治、安全环境是我国实施这一倡议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来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既是陆上起点之一，也是一个重要节点。但中国在有关次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方面都不占明显优势。此外，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其他湄公河流域国家既希望搭“中国便车”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又对中国不同程度地怀有担忧和戒备心理。一些域外大国也在增加对湄公河次区域的投入，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并同中国竞争是他们的主要考虑之一。这些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了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