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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教学中话语体系建设若干问题思考 　　摘 要：“基础”课教学中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改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教学中出现的教师话语素材危机、学生话语反叛、内容过于抽象等问题，应从方向性、主体性及内容性三个方面予以加强。“基础”课教学中话语体系建设的路径如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提升理论的认同感；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增强教师的使命感；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实现话语共享。 　　关键词：“基础”课；话语；话语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219-0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并对思政课建设做出了新的部署与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是大学生入校接触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制教育的任务，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领域。因此，加强“基础”课教学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础”课教学中话语体系建设的意蕴 　　“?语”在《辞海》中的解释为：“这是一种实际应用中的言语，由大于句子或与其相似的成分所构成。”[1]而“体系”则解释为：“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它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联系的事物，是依靠一定的秩序内在联系而组成的系统整体。因此，话语体系可理解为同类事物内部的具体实践语言符号系统，通过一系列条件，按照一定规则在特定环境中组合而成，能够建构事物本身及其关联社会关系的有机语言结构整体。 　　因不同学科的自身特点不尽相同，所以各学科领域往往具有不一样的话语体系，这也就决定了不同课程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并不相同，“基础”课也不例外。“基础”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和主阵地，在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基础”课在授课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话语特征；另一方面也需具有教学话语的一般性特点。所以，“基础”课教学中的话语体系是指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基础”课教师遵循语言规范与规律，用来与受教育者交往、宣传、说服、解释课程内容的语言符号系统，是高校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支撑。 　　二、“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话语困境 　　（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致使教师话语素材出现危机 　　进入信息时代，新媒体技术空前繁荣。大学生早已不满足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来了解社会，而是更愿意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技术，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以往，教师掌握着学生不了解或无法得知的教育素材，拥有教学的先导权和支配权，话语的权威性也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而现如今，这一优势已不复存在，当教师将自己精心选取的案例讲出时，学生可能已十分清楚，并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判断，使老师陷入“说时已过时”的尴尬，课堂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二）时代的变迁，致使教师遭遇话语反叛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先后需经历三种文化传递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其中，“前喻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即逆向社会化。受“前喻文化”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具有不可置疑的强势地位，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内容。今天，“95后”的大学生思维活跃、独立，更加强调自我、追求个性。他们抵触传统等级化、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强调平等对话，渴望拥有个人的话语权，更愿意通过与同学、老师对话甚至争论来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见解。 　　（三）话语内容过于抽象，致使教师“孤芳自赏” 　　列宁曾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基础”课的授课对象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出身的学生，其专业话语体系与“基础”课话语体系差异较大，因此，授课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讲“通俗话” “实在话” “大白话”，在遵循和领会理论本质的前提下，把抽象理论转译为生动、有趣和对象能听得懂的语言，目的在于使学生喜闻乐见[2]。然而，有些“基础”课教师课堂讲授的多是玄而又玄的深奥哲理，“空话” “大话”连篇，忽视了课程话语在贴近学生生活、走进学生心灵方面应起到的教化作用，使教师陷入“孤芳自赏”。 　　（四）教师学术研究的相对缺乏，致使文本解读中的原创性不足 　　文本是话语的载体，是教师课堂话语的主要来源。当下，“基础”课中更加倡导开放的课堂，即老师不断引导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