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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制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启示 　　摘要：民国时期的“大学院”制改革本质是教育“去官僚化”，它与当今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在目的与手段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大学院”制改革受到政治环境等的阻力未实现历史使命，但对当今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需要在政府定位、发展需求、遵循规律、法制保障、思想传播等方面从“大学院”制改革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大学院”制；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doi：10.16083/j.cnkl.1671-1580.2016.01.027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107-03 　　由于我国行政管理的诸多弊端，当前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掌握着高校的领导任免和财政审批等核心权力，导致学术组织功利化，阻碍了学术发展，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大学精神。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教育行政化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让教育家办学。”随后，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成为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热议话题。倡导学者自治、学术自由的新一轮教育改革思潮应运而生。 　　回顾我国近代史上的历次教育改革，仅有一次针对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即民国时期蔡元培先生发起的教育“去官僚化“改革，即“大学院”制改革。“大学院”制改革是通过去官僚化的手段来实现教育自治、学术自由的改革，与当今提出的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均是从“改变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下手，有不谋而合之处。虽然“大学院制”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段改革历史对当今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当前高校管理的现状与改革方向 　　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行政管理。其中，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核心，教授治校和行政管理本是为学术发展服务的。但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模式，使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掌控高校的核心权力。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掌握着高校的核心权力，如：领导任命权、财政拨付权等。甚至干涉学院工程项目审批、学位授予、课程安排、招生等方方面面。高校的官僚化和功利化趋势日益凸显。在“学术本位”和“行政本位”的拉锯战中，大量学术组织被行政化、功利化，学术目标被扭曲化。大学精神和学术自由的思想离师生越来越遥远，高校的性质与功能渐渐发生了质变。 　　2010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教育管理机制，重新定义了政府与学校的新型关系。《纲要》指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去行政化”顿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2011年3月，国务院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实行政事分开，减少政府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还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划入公益二类。至此，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趋势日趋明朗。但对于改革的方法与路径等，高等教育界众说纷纭，各地也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尝试。如：天津大学7位新聘院长淡化行政级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创建的学部委员会管理制度。华中师大将“行政权”与“学术权”隔离，学术问题全部由23名教授拍板。复旦大学将“学术为魂、依法治校”作为学校发展的探索方向。南科大成立全部由教授组成的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制度。各地的大胆改革体现了教育管理体制大胆创新与改革者的勇气与魄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全国性的教育改革方案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始终未形成具体的改革方案与实施举措。由于我国地方人大，各地的教育发展程度尚未均衡，要推行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十分繁杂，要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并充分借鉴前人的实践经验与教训，避免走弯路、走错路。 　　三、民国时期“大学院”制改革简介 　　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教育的行政管理处于混乱和腐败之中。混战中的军阀在教育管理层中安插自己派系的人员，这些人员不懂教育，得势时随意干涉教育、克扣教育经费，失势时即下野。1912年到1926年这14年间一共更换了38位教育总长和24位教育次长。教育沦为了政治的玩物和牺牲品，教育与行政管理已水火不容。 　　面对国内教育现状，蔡元培先生提出了《教育独立议》，指出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之外。1927年，时值“宁汉分流”期间，蔡元培成为国内教育的掌权人物，南京政府想利用蔡先生的影响力来巩固新建的政权，同意支持蔡先生的改革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学院”制改革。蔡元培先生游学于多个国家，在比较各国的教育中，发现法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