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唢呐”的双重意义.docVIP

“唢呐”的双重意义 　　任何优秀的电影必定具有社会审美化的“原始动力”，这种“动力”作用不仅体现为对电影认知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彰显，更体现为对题材与角色的超越，从而审美化地展现社会风貌，凝聚社会精气，探索社会问题。著名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就是这样一部不乏审美化“原始动力”的佳作。一份艺术坚守，两代唢呐匠人，任凭岁月流转，主人公对艺术的传承从最初的承诺最终蜕变为终生的信仰，这恰恰是电影《百鸟朝凤》的精气所在，也是该片以高雅形式引领社会风尚的“动力”源泉。《百鸟朝凤》这首唢呐名曲作为该片最集中的“意象”凝练，对影片主题的阐释尤为关键。本文从民族音乐的全新视角来诠释电影《百鸟朝凤》的主题，并对“唢呐”这一符码的多元含义展开解读与演绎。 　　一、 唢呐曲《百鸟朝凤》的演变及其影像意义 　　《百鸟朝凤》原是流行于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唢呐民间乐曲。该曲以热情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气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后来，民间乐手任同祥老先生对原曲进行了扬弃，压缩鸟叫声，删去鸡叫声，并设计了一个运用特殊循环换气法长音技巧的华彩乐句，扩充了快板尾段，使全曲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结束。1953年，改编后的《百鸟朝凤》获得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间音乐比赛银质奖章，一时间此曲成为中国民间音乐艺术的代表。1973年，王建中先生将其改编成钢琴曲，再度引起乐坛的重视和热议，同时该曲被收录到《民族器乐曲主题联奏》。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百鸟朝凤》凭借其“清新的艺术格调、浓郁的地方气息、独特的民族韵味、繁复的演奏技法，如清泉流淌在人们心田，如鲜花盛开在乐坛的巅峰”。[1]无论哪一种乐器演奏该曲，都是以唢呐曲《百鸟朝凤》为蓝本，这正是唢呐曲《百鸟朝凤》本身带有深刻民族烙印的明证。因此，当唢呐曲《百鸟朝凤》成为影像抒写的对象时，乐曲必然承载着超越唢呐自身的更为深邃的影像含义。这些多元化影像含义的呈现，有赖于作为影像素材“能指”与“所指”的唢呐，在民族音乐和文化符码等维度上的意象凝练与意义生成。 　　二、 唢呐的“唱响”与“叙事”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一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一经典的“二元论”为本文研究《百鸟朝凤》中的“唢呐”提供了逻辑起点。唢呐，作为一种民族乐器，公元前3世纪经由波斯、阿拉伯传入到中国；西晋时期的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伎乐壁画便有吹奏唢呐的形象；明代武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武备志》中对其进行了记载：“凡掌号笛，即是吹唢呐。”近现代之后，唢呐成为人民广泛使用的乐器，成为中华民族乐器的重要代表之一。这种最基本的符号本身其意义的所指极其简单，即乐器本身。 　　音乐在当代电影中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音乐不仅仅要渲染环境气氛、刻画人物内心，更需起到情节推进作用。在《百鸟朝凤》这部影片中，唢呐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特色，将民族乐器对民族情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准确地说是呈现出唢呐的“能指”属性，它的节奏变化与“故事”演进息息相关，实现着推动情节和烘托主提之功效，同时，也在音乐的“意境”烘托下，预示着人物命运的历史走向。 　　当游天鸣和蓝玉两个徒弟去田里帮师父干活时，音乐采用中国传统调式，四四拍的节奏律动，配器以简单的弦乐拨奏，三角铁与大鼓等打击乐奏出活泼灵动的基本节奏型，唢呐与木管乐器交织出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木管组的演奏旋律性较强，调式为民族六声G徵调式。与八分音符结合的切分音，采用四、五度的大跳紧接着二度的反向进行，表现出割麦子时的生动形象，而唢呐在主旋律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的倚音装饰。仿佛是主题旋律与“鸟鸣声”交相辉映，旋律极富动感和情趣。 　　叙事的情节进入到两个徒弟在田间割麦子的劳动场景，两种不同的音色代表了两个徒弟不同的音乐形象，也为将来各自迥然不同的人生命运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个场景是游天鸣和蓝玉两人在焦家班众人面前的第一次演奏展示，其中饶有特色的是游天鸣的表演，他使用不同的吹奏技巧表现出不同的鸟叫声（有金丝雀、布谷鸟等），通过不同声音的展现，表现出“唢呐”这种乐器的特殊性，即音色的丰富性，吹奏方法的多样性，表现力的生动性，同时也为后面的“百鸟朝凤”这个电影主题进行了听觉上的铺垫。 　　当影片进展到高潮时，唢呐再一次出现。那是在焦三爷和游天鸣酒过三巡之后，焦三爷即兴的表演。音乐的前半段，旋律以四四拍的快板为主，采用滑音的演奏方法，大量的使用切分节奏，音符灵动激越，节奏欢快。伴奏以中国传统打击乐为主，表现的是焦三爷酒后欢快愉悦、自得其乐的心境。“气氛是在一定环境中，给人某种强烈感觉的精神表现，它是人们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从事某项活动而产生的强烈感情的外露。”[2]（谱例2） 　　音乐的后半段，突然转为慢板，音符时值拉长，旋律由C到F的四度跳进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