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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 　　摘 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联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在她们看来，女性的“工作”被限定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家庭或私人领域，而男性则广泛地分布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成为性别政治不平等的根源。技术的发展使很多公共领域的劳动越来越适宜女性，可以说，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走出家庭、获得解放准备了前提。对女性群体进一步“细分”，探讨与女性相关的技术问题或与技术相关的女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应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技术-劳动； 性别分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5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由其后继者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20世纪60年代，第二浪潮女性主义从理论上开始转向关注性别政治、性别身份、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从心理分析、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寻找性别从属与性别压迫的深层原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是有共同交集的，女性受压抑、受歧视的现象都是两者所不能容忍的，而马克思主义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社会弱者反抗命运的权利，因此马克思主义可以从理论上支持女性主义，指导实践，女性主义又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联姻，首先在于两者在把握世界时都是采用否定性与批判性思维方式，不是根据静态平衡而是根据对抗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其次在于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特征就是“不平等”，女性主义力图解决的是性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力图解决的是阶级不平等；最后在于两者都主张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阶级或性别不平等的状况[1]65-70。本文拟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以揭示技术与劳动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从劳动的视角实现女性解放与技术领域实现性别平等，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进行理论评价及展望。 　　一、米切尔：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的解放准备了前提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同其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一样，着眼于女性解放问题，只不过更多地关注技术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性人物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存在“四类机制”，导致女性受压迫。这四类机制是：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在进行四类机制研究时，米切尔谈到了技术在女性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但是，这种自然是什么？恩格斯倾向于接受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生理原因导致了男女最原初的劳动分工。在米切尔看来，即使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历史上有其形成的原因，但在现代社会却没有继续存在的根据，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性别分工结构并不会自然地消失，这需要妇女组织起来进行革命，而妇女的革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2]。她进一步认为，完全用生理原因（即男性身体强壮、女性身体弱小）解释性别分工显然是不够的。她指出：“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3]1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力型”的劳动越来越少，体力已经不是劳动的主要因素，理论上女性的身体弱小就不再是劣势，因而妇女应该迎来解放的“契机”。历史事实是，随着科技革命以及由之引发的产业革命，确实使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迈入到就业大军之中。女性“走出”家庭，托了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福”，但“走出”家庭只是解放的前提，她们会不会受到另外一种压迫呢？米切尔指出，“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3]19。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体力，也就是技术使得劳动越来越适宜女性，但技术是社会中存在的技术，技术子系统发生了变化，但技术子系统所依赖的社会大系统没发生变化，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就很难得到实质性改变。 　　第二类机制是“生育”。至少在现代生物技术出现之前，生育是女性的独特功能。米切尔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缘起于女性的家庭地位，女性的家庭地位缘起于生育与性关系。世世代代以来，女性在生育、性和教育后代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成为女性的天职（即通常所说的“女主内”），女性的从属地位就被视为历史事实而不可避免，这也形成了女性受压迫的因素锁链，即母性、家庭→不参与生产和公共生活→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