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文化研究转向.docVIP

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文化研究转向 　　[摘要]“文化研究”自20世纪上半叶诞生起以来，特别注重对工业社会中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批评，但少有学者在文献研究中使用其开放的研究策略。汤洪在《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文化广义化、经验与实践并重等研究策略引入到他对楚辞的文献考证中，使得传统单纯依靠小学方法的楚辞研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种研究路径不仅对楚辞研究是一种视野的拓展，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再现了先秦的人文风潮与历史语境，对先秦历史学与先秦地理学研究也大有启迪。 　　[关键词]屈辞；文化研究；历史语境；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4-0090-04 　　作者简介：张秦冀（1992-），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林科（1990-），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W会会员，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四川成都610068自西汉淮南王刘安撰《离骚传》以降，屈辞之学术史已演进两千余年。直到“五四”后西方哲学更为多元的方法论东渡，在中西学术方法论的碰撞中，二十世纪现代“楚辞学”萌芽，学者们方在着力于语词训释之外，展开屈辞学――这一古老的显学在跨学科、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全新阐发。这种全新阐发的具体体现之一可称之为屈辞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屈辞学的“文化研究”之转向并非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刻意为之，而是有其内在动力使然。两千年来，历代学人考据源流、上下求索，为后来者保留了极其珍贵的训释遗产。但是当传统的小学穷尽其能彰显屈辞之语义学、训诂学、音韵学意义时，屈辞作为一种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的集合体之完整性、丰富性却因为研究视野的狭窄而遭受某种程度的失落，以是当代的屈辞研究面临着“诗意失落”与“历史感失落”的双重焦虑。如何在文献学研究与生发于文学外部的社会历史研究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是继晚清民国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提出屈辞的南北文化融合说后，当代屈辞学者更急需探究的问题。笔者惊奇地发现汤洪教授于2016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以下简称《屈辞》）一书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阐发，并第一次在屈辞文献学中引入了具有宏观研究视域的“文化研究”。这种研究策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既有利于文献学研究者产生超越文本的宏观思考；更对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例。 　　《屈辞》一书的研究模式，从屈辞学发展的内部与外部来看，至少提供了四方面的启示： 　　其一，对于屈辞文献的研究者来说，屈原使用的地理词不应该仅仅被当作一种注疏对象，而更应该被放置在一个整体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文化含义。 　　屈辞中的地理名词作为一种上古文化遗存的符号，拥有超越地理名词本身的研究空间，作者采撷屈辞的地理名词，以此作为切入点，凭借丰富的历史、考古、地理等文献资料，详细梳理了汉代以来屈辞注疏与文献记载中关于“悬圃”“昆仑”“流沙”“赤水”等地名的歧说与混用。他指出，这些歧说与混用的产生一方面提醒研究者，仅仅依靠小学或者单纯地进行文献资料研究是必要的，但却远远不够，要采用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宏观分析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因为地理名词携带的历史意义总是超越地名符号本身；而另一方面，地理名词携带的历史意义有可能在历史演进中因为意识形态的变迁而遭受遮蔽，甚至损伤。所以，有必要在翔实的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对屈辞中的地理名词进行一场历史学维度的“现象还原”。 　　汤洪发现屈原生活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而“先秦”这一政治分期名词远不能概括彼时复杂丰盈的历史语境。这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就是贯穿人类整个远古、上古时代直到屈原时代仍没有结束的中外民族大融合、中西文明大碰撞的历史背景。而这种历史语境很大程度上被前代研究者忽视了。晚清民国时期提出的“南北文化融合说”也不能完全揭示屈辞蕴含的、具有超越一地一国的宏观人类学信息。汤洪的研究视野显然超越了由汉代儒学体系生产出来的大一统的华夏国域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南北文化融合说”。他还原出了先秦时期产生屈原以及产生屈辞的宏观背景，在此宏观背景下对屈辞中的地理名词进行考察。这才能排除“后屈原时代”偏见的干扰，真实地还原出其地理名词的具体指涉。 　　以“昆仑”为例，屈辞中“昆仑”出现了五次，而历来注疏家和文史学家关于“昆仑”的解释纷杂歧出，“计有西北、河源所出、仙山、日没之山、西极之山、西域之国、祁连山、和田南山、阿耨达山等不同说法”（P.39）。汤洪分别梳理了这些“昆仑”的文献记载后，发现并没有使他本人对淆乱频出的“昆仑”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反而产生了越发驳杂纷乱之感，但是先秦时代确乎盛行的“昆仑”文化――这一历史事实又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