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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理论偏差及其启示 　　摘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文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论作出的独创性贡献。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该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结合中国的实际，深入反思这些局限性，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有启示的。 　　关键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理论偏差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012―02 　　 　　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但在实践中却逐渐演变成了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与《正处》理论上的不成熟或者说欠缺有关。 　　一、《正处》理论上的不成熟 　　1.忽视经济利益和阶级斗争论述的强化导致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毛泽东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一直不满意，一方面，他认为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可能导致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错误结论。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要矛盾不应仅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方面去寻找，更主要的是要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政治方面去寻找。 　　因此，毛泽东在《正处》修改稿中加重了阶级斗争的论述。他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两个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的论断是有远见的。但是，问题在于最终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是靠不断的阶级斗争，还是依靠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这个关系到党能否真正实行战略重点转移的基本理论上，毛泽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2.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和特点的阐述较为抽象，没有找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症结所在。关于主要矛盾，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而比较忽视经济方面。与此相关联，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也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着眼的，而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作详细阐述。毛泽东虽然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2]，但他没有对当时中国的矛盾的表现形式作进一步探讨。 　　正如后来邓小平指出的：“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的研究。”[3]邓小平正是由于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形式）区分开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改革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才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3.轻视民主法制等制度建设，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不够全面。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也看到了民主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他在《正处》中所提到的“反对官僚主义”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有一定的理论偏差。他把民主看做完成一定政治使命的动员群众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主张的民主方法则是可能导致疾风暴雨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对“四大”是很推崇的，他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甚至说：对于一些官僚主义者“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4] 　　毛泽东倡导的这种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具，作为群众吐露不满的出气筒，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民主”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现代民主，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程序和制约机制，健全法制，依法治国。正是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法制观念淡薄，再加上当时国家法制不健全，于是出现了“人治”取代“法治”的现象，这样导致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无序状态中激化，无法得到解决。 　　二、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偏差的启示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是正确地判断和分析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先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才能谈得上进一步解决包括两类矛盾在内的其他各种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为正确地分析社会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基础。在科学地判断和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严重错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