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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披违规,都是董事的错 　　董事、高管须尽量亲自开会，认真开会，仔细研读文件，遇有不懂之处，须得多学多问多打听，一有问题，立即揭露，表示反对，及时制止，记录在案。唯此，方得免责。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的基石，是发挥信号传导作用，建立有效市场，进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前提。信息披露制度是包含了披露义务人、披露内容、披露时间、披露形式、监管主体及法律责任的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尽管近年来证监会屡出重拳，证券市场信披违规依旧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来自证监会执法局的报道称，2016年1-6月，IPO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33起。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全面覆盖主板和新三板市场的IPO与挂牌、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并购重组各环节。其中，包括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管在内的管理层，是违规信披的决定者和执行人，也是违规信披的最终获益者。 　　积极还是消极违规 　　信息披露，是证券活动中最为核心的义务，与此有关的虚假陈述等违规信披也是相关法律的规范重点。违规信披行为总体可分为两类。 　　积极的信披违规，指信披义务人实施积极的欺诈事项并将其披露于外部，做出虚假或误导性的陈述，实践中常表现为财务造假等行为。2016年，大智慧因采取减少应计成本、提前确认收入、虚增并未实际履行的合同等方式虚增利润，而被证监部门施以行政处罚：亚太实业持股企业济南固锝电子对质量索赔款会计处理不当，导致亚太实业2012年虚减净利润、2013年虚增净利润，均属此类。从主观心理态度看，积极的信披违规多为直接故意。 　　消极的信披违规，指信披义务人未披露或未及时披露应该披露的事项，通常表现为信息披露的重大遗漏或延迟。证券市场上持股5%时不履行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莲花味精被发现2006年未按规定披露涉案2.96亿元的重大诉讼。益盛药业近来被查实上市前未披露4名股东为556人代持股份一事引来嘘声一片。消极的信披违规，其主观心理态度常表现为间接故意或重大过失。 　　《证券法》（2014）承继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的立法语言，将虚假陈述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这一分类不足以表达各类信披违规行为的总体特征，也无法揭示违规主体的主观心理态度，实践中也很难区分每一类行为的界限，或区分的意义不大。如何在反欺诈原则下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构建违规信披的行为类型值得思考。 　　决策层难辞其咎 　　理论上讲，只有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才有助于证券市场充分发挥其功能。然而，信息披露是有成本的，既包括时间、金钱、人力等有形资本，也包括披露的信息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不利影响的隐性成本等。实践中，除了少数情形，确如其申辩所述为“相关人员缺乏常识”，不了解信披规则外，大多数的违规信披均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往往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联系在一起，是实施其他欺诈行为的辅助手段。 　　信披违规包含了决策和披露两个阶段。决策是内容和前提，披露是形式和目的。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上市公司中，决策权由董事会及其聘任的管理层控制，由每一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是公司机体运行的设计者和维护者。股东通过选派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控制提名方式、限制更换数量、设置董事任职资格、提高重大事项表决权比例等方法控制董事会，进而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 　　大多数的违规信披均是董事会在利益权衡之下的产物。Albrecht博士认为造成舞弊的诱因常常包括内部控制缺乏，工作质量难以判断，惩罚措施不足，信息不对称，无知和能力欠缺，审计制度不健全。当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冲突时，当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盈利能力差、偿债压力大又想获得投资者青睐时，决策层便会采取违规信披的方式向投资者传达出误导信号，这些决策的实施者无疑是董事会和由其聘任的经理层。 　　偿债压力、保壳压力、保盈压力是上市公司违规信披的重要诱因，虚增利润的企业多出于保盈或保壳需求。莲花味精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将未到位的政府补助入账，2007年虚增利润1.944亿元，2008年虚增利润3亿元，将两年账面利润扭亏转盈，即为此例。此外，大股东掏空、内幕交易、盈余管理也是决策层违规信披的重要动因。 　　董事的信披义务 　　董事与股东、公司的关系是董事责任的渊源。理论界在信托说、代理说、委任说、社会责任说等学说之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术语体系虽然不同，但结论并无二致，均认为股东授权是董事的权力来源，而权力要对其来源负责。 　　《公司法》对董事对公司忠实和勤勉义务作了一般性规定。忠实义务要求董事克服贪婪和自私，不得从公司的口袋里掏钱。勤勉义务则要求董事克服懒惰和无责任心，努力工作。《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要求董事对公司定期报告书面签署确认意见，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与及时，可以理解为勤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