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地区船形杯及其制盐功能分析.docVIP

三峡地区的船形杯及其制盐功能分析 　　一. 船形杯的考古发现 　　 　　近年来，由于三峡地区盐业考古所取得的进展，船形杯逐渐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但是，关于船形杯的系统介绍却并不多，笔者在此作一简单介绍，以就教于方家。 　　船形杯是重庆地区特有的一种陶器类型。这种陶器最早于1999年发现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石地坝遗址。笔者参加了此次发掘，由于这种陶器形状颇似木船，故名。同一年，石地坝遗址考古发掘队袁东山先生在重庆万州区召开的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这类陶器。2001年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上，李峰先生在介绍邓家沱遗址的考古发现时，也使用了船形杯这一名称①。后来在石地坝遗址1999年度考古发掘简报中正式使用了船形杯一名②。 　　陶质船形杯的基本形状是:口部平面呈“拱门”形，两长边较直，短边一端较直，一端弧形，一般直端略低于弧端。口部侧视线条多呈弧线，中部较高，两端略低。器口至底逐渐变厚。圜底。船形杯均为夹砂陶，砂粒较多较粗，颜色绝大多数呈红、红褐或褐色。 　　目前，在三峡地区8个遗址发现有船形杯。在三峡以外地区，仅有1处遗址。从出土船形杯的地点看，其分布范围东起于重庆市巫山县，西止于重庆市合川区，遗址均位于江河岸边，在长江、嘉陵江支流涪江沿岸均有发现{3}，覆盖范围较广泛，主要集中在忠县、丰都一带的三峡西部地区（图一）。 　　现将这些遗址及发现的船形杯介绍于下。 　　丰都县石地坝遗址 　　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官田沟村，该址以商周时期堆积为主。1999年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四次发掘该址，出土多件船形杯及残片。据第一次{4}和第四次{5}发掘资料统计，该址共出土船形杯34件，其中完整者12件，是迄今所知重庆地区出土船形杯数量最多的遗址。石地坝遗址所出土的船形杯体量较小，口部长边略内敛，短边直端略内收，腹部较深，底部两端上翘较甚。一般口长9～11厘米、口宽5～7厘米、高4.5～6.5厘米。 　　丰都县玉溪坪遗址 　　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龙孔乡玉溪村，与玉溪、石地坝、信号台遗址紧邻。该址先后经过五次发掘，发现的新石器、商周、唐代遗存尤其丰富。在2001年的发掘中，于ⅡT0612⑦层出土有船形杯，同出的还有羊角尖底杯等陶器。在T0606⑥层出土一件近似船形杯的陶器，不同的是，该器没有船形杯的弧端，口部有两道戳印花边。 　　丰都县玉溪遗址 　　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金刚村玉溪河汇入长江交汇处，北与玉溪坪遗址相连，南接信号台遗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98年的发掘中，于H30内出土了一件“龟形锅”{6}，该器为“泥质外红内灰陶，口沿内外灰色，器内有一层白色涂料，口沿饰戳印花边，器形似龟甲状，器壁下厚上薄”，从形状看，应与船形杯功能相近，或为另一种形制的船形杯。 　　丰都县信号台遗址 　　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金刚村长江右岸一级台地上。2006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该址。在T1104⑦、T0904⑥商周文化层中各发现1件残船形杯，其中一件可复原，残长24厘米、宽11.5厘米、高6.1厘米{7}。该器狭长，口部长边外敞，底部平直。 　　忠县邓家沱遗址 　　位于重庆市忠县新生镇邓家村，长江左岸山前一级台地上。2001年，郑州大学三峡考古队对其进行发掘。在遗址所谓西周文化层中出土部分船形杯。目前已披露4件船形杯残片，均系ⅣT1309⑤A层出土{8}。从复原情况看，邓家沱遗址的船形杯较长、略宽，口部长边略向内敛，短边直端外斜，底部较平直。 　　忠县哨棚嘴遗址 　　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村红星村，井河汇入长江的右岸。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遗址发掘出一个椭圆形窑灶，窑灶内的陶器种类单纯，基本上都是船形陶杯残片{9}，其形态与邓家沱遗址所出相同，属于体量较大、器壁较薄的一类。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览中展出的一件哨棚嘴遗址出土的船形杯，长度接近40厘米，宽约20厘米，相较其体量而言，陶胎偏薄。 　　云阳县丝栗包遗址 　　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双江镇群益村，四川大学考古系在2003年的发掘中，在夏商遗存中发现3件较完整的船形杯{10}。丝栗包遗址所出船形杯腹部较浅，口壁外敞，胎壁较薄，底部较平直，口、底部厚度变化不大{11}，整体较石地坝遗址的大而长。 　　巫山县大溪遗址 　　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大溪村、长江出瞿塘峡与大溪河交汇处。该址文化堆积主要以新石器时代为主，也有少量商周遗存。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发掘遗址北部I区T0403时，在第8层发现残船形杯1件，为一船形杯的弧端，夹粗砂，灰褐色，口薄底厚，器形较石地坝遗址略大。这件船形杯与炮弹形尖底杯、绳纹圜底罐等器同出，年代初步定为商代末期。 　　合川区河嘴屋基遗址 　　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铜溪镇弯桥村，临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