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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国家翻译与文化外交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开幕前夕，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且限量发行的《中国关键词》短短一小时就被各国记者和工作人员取阅一空。《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图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共计九册，包括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葡语、日语和韩语10个语种，分五个专题，以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呈现。该书的内容选编自中国外文局所属的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创建的“中国关键词多语对外传播平台”。“平台”主要围绕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中文词条专题编写、解读以及多语种翻译，通过平面、网络和移动社交平?_等多媒体、多渠道、多形态及时持续对外发布，旨在以国外受众易于阅读和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理念，解读中国思想、政策和发展道路。① 　　“平台”的构建及图书的出版堪称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化外交的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本文拟以“中国关键词”为切入点，以翻译赞助人为研究视角，梳理国家翻译行为的来龙去脉，并揭示新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战略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翻译实践与国家意志 　　翻译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②，它要受到赞助人（patronage）、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赞助人包括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和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高等院校、学术期刊）等。③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因素，赞助人决定着译作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二是经济因素，赞助人为译者安排工作、支付薪酬、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三是社会地位因素，通过译作，译者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和地位。④国家翻译实践（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指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⑤，即国家（政府）是翻译行为的策划人和赞助人。国家（政府）在翻译机构设置、翻译政策及原则制定、译员筛选与培训、译作发行及推广等方面行使决定权。此类翻译实践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唐代玄奘大师主持的佛经“译场”“译《大般若》《瑜伽师地》《大毗婆沙》及《六足》《发智》《俱舍》。即此诸编，已逾千卷”。⑥而“译场”的组织与运作无不受到朝廷之影响，唐太宗还为《瑜伽师地》作译序。欧洲中世纪的“托莱多翻译院”翻译了数量庞大的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原作，包括《几何原本》《伦理学》及《卡里来和笛木乃》，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罕有的一次友好接触，而西班牙政府和大主教雷蒙（Raymond）及罗德里克（Roderic）是其主要资助者。⑦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政权、加强对外交流，中国政府先后设立了三个国家级专门翻译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今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1949）、“中央编译局”（1953）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今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1955）。⑧“9?11”事件后，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其主要威胁，并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反恐行动，为了消除语言障碍，美国国防部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培训翻译人员和开发战地翻译机器（如Phraselator）。 　　可见，国家翻译由来已久，它是国家形象意识、文化主权意识、语言政策意识即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是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和“法律主体”，翻译机构的运作由国家承担全部费用，并在国家权力的保障下形成常规和长效机制。⑨它号召力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特征客观上保证了译作的权威性和经典性，也确保了繁复的翻译项目得以及时顺利地完成。当前，经济、政治及文化维度的全球化不断深入，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对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作为文化外交的“中国关键词”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通过思想、信息、价值观、制度、传统、信仰以及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交流，旨在增加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外交方式。⑩它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一起构成外交活动的四个层面。文化外交的方式包括政府层面的文化外交（如文化代表团的互访）、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如设立孔子学院）、信息交流活动（包括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11成功的文化外交有助于一国改善国家形象、有效推行外交政策、建立及促进与他国的理解和信任。和平年代，文化外交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其他外交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中国传统戏曲等文化外交策略争取国际关系的主动权，突破了西方霸权主义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封锁。1972 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界称誉为“超级文化外交”，“对解冻中美冷战关系起到超乎寻常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史上的杰出范例”。12进入新世纪，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