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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墙纸第一人称叙事技巧研究 　　摘要：《黄色墙纸》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主人公“我”的“发疯过程”。“我”既是这篇短篇小说的参与者也是讲述者，“我”直接的心理活动和“我”间接的对外在表现的认识共同构成了文章的内容。本文旨在通过对《黄色墙纸》的叙事技巧的分析，探讨文中叙事手法的作用和意义，从而诠释出在《黄色墙纸》中由“我”进行叙述的重要性。 　　关键词：叙事技巧；心理活动；直接；间接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引言 　　《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被认为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吉尔曼的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也被视为美国早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位美国女性因产后精神抑郁症在一所老房子里接受她的丈夫――一位内科医生所谓的“休息治疗”的经历。本文通过对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技巧的分析，结合作者创作小说的历史背景和经历探讨文中叙事手法的作用和意义，从而诠释出在作品中由“我”进行叙述的重要性以及作品的时代意义。 　　二、小说中的“我”――无助的他者 　　小说里面的女主人公“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故事也是根据“我”的视角下的世界展开的。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对房子的环境和结构进行了客观描述，“这是个极美的地方，我们的房子孤独地远离公路，远离3公里外的村庄。……城堡周围环绕着高墙，铁门紧锁，园艺工和农民住在分散的小木屋中。”（Gilman，2）“我”对居住大宅的进行了写实风景画般的描述，“3公里”更体现了文中叙述者的客观性。“高墙”和“铁门”连同“我”居住房间的“木栅”又给人一种囚禁的感觉。 　　从“我”对周围环境的描述来看，“我”是个可靠的叙事者。但是作为小说的参与者，“我”是病人，没有话语权，丈夫和哥哥对“我”有绝对权威，因为丈夫和哥哥都是“内科医生”，并且都“自视颇高”。（Gilman，2）“我”的生活受到各种限制：想写作但被严厉禁止，想与人交流，却不得不独自静养，不想住有黄墙纸的房间，但丈夫坚持认为这里对“我”有益。丈夫的妹妹同为女性，但也不理解“我”的悲哀。她只是每日监督不让“我”写作。这位尽职的“间谍”，是男权社会的标准女性。如西蒙波夫瓦所言：“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们必须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就象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 　　“我”由此臆想出：墙纸后禁锢着一个女人，白天蛰伏着，晚上就挣扎着要钻出来。“我”把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以及想冲破如坟墓般的家庭和婚姻的想法由墙纸里的女人来言说。“我”即是她，她就是“我”。她摇晃的栅栏就是“我”身边上锁的大门，钉死的窗子，墙壁，丈夫的冷漠忽视。最后，她爬出了墙纸，挣脱了束缚，“我”也进入自己的幻觉，完全自由了。 　　三、“我”的隐含意义 　　“我”不仅只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吉尔曼本人，更是当时的大部分女性，“我”的经历不仅是作者经历的文学表现，更隐射了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由“我”的第一人称叙事可以更直接告诉读者女性的想法和声音。 　　3.1“我”作为作者 　　吉尔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她的一生主要从事关于女性角色和地位方面的研究。《黄墙纸》中的“我”事实上是吉尔曼个人生活的写照。 　　1886 年吉尔曼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威尔?米歇尔医生的治疗方案是“休息疗法”，也就是完全卧床休息，不能从事任何工作。这种束缚性治疗一度将吉尔曼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之后，她放弃了 “休息疗法”，出去度假，进行写作、演讲，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黄墙纸》的创作来源就是当时吉尔曼的这段经历。 　　吉尔曼借助《黄墙纸》中“我”的形象反抗了当时（19世纪）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 　　占统治地位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把艺术创造力当成男性的一种根本优势，由于创造力被界定为男性，其结果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女性文学形象也必然是男人幻想的产物，女作家们被剥夺了创造自我形象的权利，而必须努力遵照父权制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标准。（罗婷，51） 　　根据沃霍尔关于叙述视角的研究，“女性眼光构成一种恰当而有效的交流手段，于此相对照，男性人物或仅看外表（并将观察对象客观化）或对其他人物的身体视而不见。”（申丹等，302） 　　在《黄色墙纸》中，“我”作为叙述者更是读者了解故事的窗口，“我”的眼光与故事外读者的凝视往往合而为一，吉尔曼由此进行对19世纪男权叙事传统的一种反抗和颠覆。并告诉女性同胞要进行自我思考，不要一直受压于男性统治的世界。 　　3.2“我”作为19世纪女性 　　当时女性所受到的精神压迫来自于婚姻家庭、传统习规和社会机制，来自于那个特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