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我形象与文本意义.docVIP

祝福中我形象与文本意义 　　鲁迅小说《祝福》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我”的回乡故事，另一个是“我”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在苏教版的教学参考书中，对小说主题是这样概括的：“小说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通过祥林嫂这一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了旧社会在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摧残下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这种理解抛开了“我”的故事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失去了文本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愚以为是有失偏颇的。 　　1924年，鲁迅创作了《祝福》，后又收入到他的《彷徨》中，不难看出，鲁迅是想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来反映现实和人生，同时通过“我”的感受来触摸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世界，揭示他们的心路历程，带有深刻的审视反思意味。 　　下面我们不妨从“我”这个形象入手来探究其文本意义。 　　 　　一、“我”是见证人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写“我”离开鲁镇后又回到了鲁镇，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了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祥林嫂的故事是镶嵌在“我”的故事中的。在追叙祥林嫂的故事的时候，“我”看似隐身不见了，代之以第三人称叙述，事实上“我”是站在故事的背后客观冷静地叙述祥林嫂初到鲁镇，被逼再嫁，二到鲁镇，沦为乞丐的悲惨经历。作为故事的见证人，“我”几乎见证了一个女性的生命被践踏遭毁灭的整个过程。因此，“我”既是线索，串连起了这两个故事，又作为一个见证人来叙述故事，有助于增强故事的可信度，也利于“我”剖析自己的内心感受，深剜社会人世的精神毒瘤。 　　 　　二、“我”是个漂泊者 　　 　　小说中的“我”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个与鲁镇社会格格不入的异类。当年离开鲁镇，从弥漫着浓重封建宗法和迷信思想的农村走出，进入受到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都市中，满怀希望追求别样的新的生活。可现实的黑暗混乱与重重矛盾，使“我”感到苦闷彷徨，甚至觉得前途迷惘，无路可走。这时故乡的丑陋一面可能变得模糊，而故乡鲜美生动的一面日益清晰起来，于是“我”怀着寻求慰藉与希望得到排解的心理重新回到故乡。但“家”已不存在，而在我离去后的几年里，故乡竟丝毫未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一切都没有改变。祝福的习俗、各种祭祀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依然在骂早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几个本家朋友“也都没有大改变”。这种一成未变的情形与思想上难以沟通的窒息令“我”度日如年。因此，故乡之行不仅未让“我”找到精神上的皈依，反而使“我”陷入了更大的苦闷之中，“我”像逃跑一般地“明天决计要走了”。如此看来，“我”从混乱黑暗的都市来到故乡小憩排遣，又从封闭窒息的故乡中逃离而去，“我”在中国封建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点，也找不到一个契合点。在“我”身上，折射出了那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精神状态，他们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找不到栖息心灵月亮的树，成为了一个精神漂泊者。 　　 　　三、“我”是个逃避者 　　 　　鲁镇社会的封闭窒息、迷信落后，鲁镇人们的麻木愚昧、冷淡浅薄是“我”决计离开的一个因素，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祥林嫂临终前对“我”的追问，使“我”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而“我”的“说不清”的回答很难说与祥林嫂的死不无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祥林嫂的三个提问：①人死后有没有魂灵？②有没有地狱？③死去的家人能否见面？ 　　我们知道，祥林嫂沦为乞丐以后一直是在生的艰难与死的恐惧中痛苦地挣扎着，而她苟延残喘至今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对死的恐惧的精神支撑，因此这三个问题是一直萦绕在祥林嫂心头的挥之不去的难题。当她遇到了“我”这个见过世面的读书人，于是似乎是本能地郑重地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祥林嫂的心理，似乎可以肯定祥林嫂因为生之艰难而宁愿去死，又因为对死的恐惧她趋利避害宁愿相信人死后没有魂灵也无地狱。如果“我”给了祥林嫂这样的答案，也就求证了祥林嫂的怀疑，那她的死亡之路或许可以走得轻松一点。但“我”先是顺应迷信而后又含糊搪塞的回答摧毁了她原有的疑虑，加深了她对魂灵和地狱的肯定，最终使她在对死的极度恐惧中凄惨离世。在这里，祥林嫂对死亡的提问“却将自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对这类形而上意味的深层问题缺乏关注与思考，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又落入‘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境地，我终于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先是逃避了祥林嫂的追问，后又欲逃避祥林嫂死亡给自己带来的心理负担，于是再次决计明天离开，让福兴楼的鱼翅去安慰和忘却内心的不安和欠疚。同时又为祥林嫂的死找到了更好的理由，以为像她这样的玩物死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虽不乏愤激之意，沉痛之感，但我的内心反而“渐渐舒畅起来”，以至于第二天起来时“懒散而且舒适”，这是我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之后的解脱法，用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