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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构建史核心话语 　　□“面对这样一种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重重的矛盾与困惑,无疑应该首先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思维方式加以认真清理与厘定,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确立一个合理的根据。” 　　 　　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8226;小说#8226;叙事 　　王德威著,三联书店,2003 　　 　　虽然“现代(性)”或者“今”这一概念的内涵所指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而滑动的,比如唐代成熟和风行的格律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在当时是以其现代(性)与“古体诗”相区分的,但这不妨碍五四以后的新诗把它当做“旧体诗”而推到主流文学的边缘或对立面。同时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知识谱系中,它也失去了当初现代意义上的“今”/“近体”的意涵,而成为了一个历史(传统)的概念。所以新与旧、古与今、传统与现代这些术语,都是相对的,不断迁移与流动的。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流动的历史性,王德威认为如果到了公元2050年,我们还谈论20世纪的“现代文学”将是一种“非常自尊自大的历史观”。〔2〕但是作为20世纪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内涵。当一位西方学者在初次接触到中国五四新文学时,曾惊异于它与中国古代文学深刻的差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们产生于同一个民族”。〔3〕而这样一种深刻的差异正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实现的,它最终体现在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孕育和催生的五四新文学中。它是由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与转型所推动的,或者说它其实就是这一变革与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变革与转型,是一种现代化的历史运动。因而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文学的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的文学形态与表现。 　　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约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4〕1―4这第三次革命性转变便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过程,是由以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为标志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演变。虽然由于不同的地域与在“世界历史”中的不同位置,不同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与历史传统,各民族与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历程与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其现代化的进程与社会也带有各民族的特征,但是由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更替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更替的总体趋势却是不可改变的,即现代化运动是人类社会必然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因而虽然这一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历史,但是现代性也会作为一种历史概念而得到确认。也就是说,虽然“现代(性)”中的当今的意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迁移,但是作为一种历史变迁的意涵――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却会凝定下来,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当然这样一种迁移也会不断地回溯到这一概念的原生性意涵,只有当社会发展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这第三次大变革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这一现代的意涵才会完全失去“当今”的意义向度,而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已经谈不上什么“自尊自大”的问题了。另外,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也并不必然具有当今的意涵,比如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谱系中,“当代文学”的出现正在于取代现代文学当今的意涵,而“现代文学”也就因此而成为一个历史性概念。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现代(性)”的历史化而惊异或烦恼,因为在现代(性)的概念中本身就包含了历史的内涵。不过对于如何理解与解说中国现代(性)文学却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与异见。由于五四文学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个新局面――五四新文学,而且后继者也大多以五四新文学的传人自居。因而中国新文学曾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名词。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样一种“文学”也不断地受到质疑与颠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倡导与论争中,革命派便认为五四是资产阶级的五四,五四新文学是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5〕177,因而他们要重造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及其文学受到猛烈的攻击,乃至他们要“用十万辆无烟火药炸开”它的“乌烟瘴气”〔6〕20。鲁迅被加以“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7〕126的罪名而被打倒。20世纪40年代在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中,五四新文学再次被宣判为“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适切的形式,是‘欧化东洋化’的移植形式”〔8〕427―428。虽然经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整合,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