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负面效应.docVIP

现代性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负面效应 　　摘 要：“现代性”理论是后现代挑战现代的产物，它为现代文学界反思五四启蒙和晚清以来的现代化道路提 　　供了一个理论平台，多元现代性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但是研究界对现代性的盲目推崇使 　　它陷入了新的一元论和本质主义倾向，并且忽视了对它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 　　性的“双刃剑”特征，反对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唯一标准。 　　关键词：现代文学 现代性 反思 　　 　　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现代性”取代“现代化”成为文学讨论的核心话语。“现代性”反思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和现代文学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它将启蒙和现代化还原为多种方案的一种，批判了它们的内在局限和压抑机制。多元现代性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想象空间，不再将西方视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了一条探索中国的现代性道路。同时，它还质疑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重新认识了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潜在作用。 　　但是，随着“现代性”反思理论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它“双刃剑”的特征也逐渐显露出来了。学术界对现代性的盲目推崇和误读误置以及僵化套用等现象并不少见，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局限性认识不够。 　　 　　一、新的一元论和本质主义 　　 　　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统摄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内在理念，但很多研究者却忽略了现代性的流动性，将多元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复杂多变的现代性叙事高度抽象化、单一化，变成了超历史、超地方性的叙事，赋予现代性以本质，只探询什么是现代性，谁的现代性，却忘了何种现代性的问题，这种先入为主的思路往往回避或简化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具体性，所以“现代性”反思在批判“现代化”叙事时实际是以一种新的一元论和本质主义代替了旧的一元论和本质主义。吴晓东指出： 　　尽管现代性的理念自身可能涵容着矛盾、悖论、差异等复杂的因素，但借助现代性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却表现出一种本质主义倾向，即把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文学史内在景观，文学史家也总想为文学历史寻找一种一元化的解释框架。[1]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把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原始景观整合掉了。它的最大表现就是很多研究试图将一切文学现象都塞入现代性之列，“现代性”好像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百宝箱。譬如： 　　有的试图确立“现代性”研究范式来超越以往研究中理性/非理性、启蒙/救亡等的僵化模式，殊不知二元论恰恰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 　　有的试图从通俗文学、旧体诗词中发现并不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但依据的仍旧是新文学的现代性标准，“忽略了使通俗小说成其为通俗小说的独有的自律性机制”[2]； 　　有的用詹姆逊的“民族寓言说”分析作品，最后发现几乎所有作家都可以无差别的归入“民族寓言”模式中； 　　有的用两种现代性的“张力”理论分析，但发现现代文学作家尤其是五四作家大多同时对审美现代性和世俗现代性持肯定态度； 　　有的试图用“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来进行分析，但发现鲁迅和沈从文的区别、传统文人和现代作家的区别变得模糊了…… 　　正如李欧梵指出的“现代性从未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胜利过”[3]（P240），五四作家在承袭了西方美学现代性的艺术反抗情绪时，并未放弃他们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等信念，现代中国文学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体化和同质性的一面。他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本质，不在“审美现代性”，而是以对现代化主流话语即“社会现代性”的表述为中心内容，后者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母体以及形式抉择，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差异。 　　此外，现代性反思带来了一元文学史观的瓦解，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但过于强调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些困惑和矛盾，姜涛认为： 　　对现代的不断扩容，是否也意味着研究的价值前提的缺失？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学科自身的合法性与边界，是否随之被动摇？在消费社会全面降临之际，对精英现代性之外的通俗文化、市民情调、日常生活的重视，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性质，有否得到必要的反省？再有，现代性反思中引申出的一系列命题，如民族国家、两种现代性、“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在不断的重述中是否会变为新一轮的知识规划？或者说，多元的现代性论述是否也会成为模式化的一元，同样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4]（P133） 　　还有人提出剥离“现代”的价值内涵，使其变成一个中性时间概念，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但正如洪子诚指出的“‘历史’的重建并非是各种复杂、矛盾因素的陈列”[5]，我们不能回避对自身立场的选择。 　　现代性概念大而无当的使用导致了文本阐释的简单化与理念化，过多着重于理论层面的阐发或现代性与现代文学外部关系的探讨而没有更多的联系文学史现象和文本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