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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其昌的否定论 　　摘 要：董其昌及其提出的“南北宗论”，在学术史上一直都是极为复杂的研究课题，而20世纪初的学术界却对他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判，虽然在民抄董宦这一事件上，董其昌因其儿子被扣上了一顶冤帽，但其作为一名连考3次科举行为的儒士，不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令人大失所望的。而观其南北分宗的论述，分类的不严谨性也是随处可见，且在抬高南宗、贬低北宗上的论点上，确实应该给予否定。 　　关键词：董其昌；南北宗论；文人画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7-0127-03 　　一、董其昌的人品否定论 　　高居翰曾在《山外山》一书中论及董其昌时说过：“专治政治史而较不着意于艺术的学者，一般都对董其昌持不能谅解的态度。”此外，高先生指出在中国大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为止，董其昌的作品从未在公开的展览或出版物中出现过。即使到了今日，董其昌的作品在展出时，往往还会附带标签解说，务使观赏的群众了解，董氏乃是一邪王之人，及其在世时如何受到邻里百姓的憎恨{1}等等。基于此，笔者翻阅资料，从一些关于董氏的否定论着手，综其历史上一些高度评价，如清朝鉴赏家吴升评其“天资颖绝，古人程度一触便通”，{2}“山水自画禅室说法，人皆奉为圭皋”{3}等言论来正反两观董其昌。 　　（一）民抄董宦 　　196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冶秋《民抄董其昌一案述略》一文，文中所使用的“大恶霸”“大官僚”等词实则令人?@愕，董氏自此沦为一个为非作歹的乡里恶霸、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其实，冶秋先生所言并非无中生有，早在清初，《民抄董宦事实》《景船斋杂记》等作品就已经对董氏进行指责，更有甚者批评董氏贪鄙、横暴、强抢民女！ 　　毛祥麟的《墨余录?黑白小传》记载：“祖常见陆绍芬家有仆生女绿英，年尚未笄，面有殊色，仲慕之，起初愿以金赎取，被拒，怒而强劫。”此处明确说明非董其昌看中而强抢绿英，恶徒乃是其子祖常，但毛氏随后特别指出：“文敏居乡，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4}毛氏为文，态度严谨，评论确切，且由于他生活的年代与董氏相近，知之甚多，因此他对此事的记载，基本上可以确信的，并无虚构。{5}从毛氏所言“其不德矣”来看，董氏人品是应保留些质疑，但在强抢民女这一说法上，董氏确实冤枉。 　　1990年，王守稼、缪振鹏发表的《画坛巨匠、云间劣绅――董其昌评传》一文，对董氏做了颇为公允的考证。文中叙述了历时半年“民抄董宦”的由来经过。因该事件二位先生已在文章中叙述得完整无遗，在此不做赘述。二位先生在总结“民抄董宦”这一事件上得出：“该案实应归为明末上海地区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地主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是明末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在江南地区的反映。”{6}由此可见，董祖常的恶行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至于董其昌，也有教子不严的责任。这是董氏在民抄董宦事件上受到的否定，此外，政治史的学者们又是为何对董氏持有不能谅解的态度？ 　　（二）何为仕者 　　《论语》中曾记载，隐仕嘲笑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认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子路答道：“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显然，这是一名儒生为什么要成为仕的最重要原因。而作为董氏的同辈好友陈继儒曾称他为“东山不出”，则意指董氏身为朝廷命官而不问政事。以此而论，这可能就是政治学者不能原谅董氏的原因吧。 　　诸葛亮有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末像陈子龙这样敢于同当时腐败朝廷作斗争的也大有人在，后来的龚贤、傅山、顾炎武也都是一身正气，或如孔明所言，或辞官布衣于世，皆无愧于仕的头衔。而董氏身为朝廷官员，在天下大乱、风云动荡、内有外患、民不聊生之时，却身处松江吟诗作赋，仿佛天下世事与之无关。比如在1598到1604这几年间，饥寒的地方都是人在吃人，朝廷内部，魏忠贤和东林党斗争你死我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看董氏跋文，“余在山中，先后六年，虽自闲远，……此幅则以许中舍携赵伯?X《万松金阙卷》见示，故仿之耳”、{7}于1599年画卷上题“已亥子月，泛舟春申之浦，随风东西……惟吾仲醇，壶殇对引，手着翰墨，……为作此卷。”{8}看似风轻云淡、怡然自得，可1599年朝廷宦官到处征税，民不聊生，一些正直的官员，皆因触怒税监被捕入狱，如江西南康知府吴宝秀等人。再相较于此时的夏完淳――17岁就抗清牺牲的官员，“何时壮志酬明主，几日浮生哭故人”等诗句，就能理解上述政治学者的看法了。 　　以儒家的士来看，士人考取功名，为的是天下百姓，“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等理想皆是各位读书人在考取功名的最大理想。董氏无论是作为朝廷官员，还是作为应该要心系于天下的儒生，都应不能算作合格，难怪众多学者难以原谅。 　　二、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否定论 　　（一）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