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与美试论当代高票房喜剧电影美感体验.docVIP

笑与美试论当代高票房喜剧电影美感体验 　　自《捉妖记》上映以来，喜剧电影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美人鱼》更是以30多亿的佳绩高踞榜首，笑傲群雄。喜剧电影大获成功与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是紧密相关的。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欣赏影片是观众获取美感体验的一种“自我实现”，在此过程中得到身心的愉悦。“观众作为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在无意识深处存在着一定强度的感情欲望，这种感情欲望作为一种动态结构，作为一种紧张力，总是要求得到满足和释放。而人的欲求愿望一旦得以满足，紧张情绪便得以释放，身体就会进入和谐状态或达到平衡状态；人的感官、心理、精神也因之进入全面的愉悦状态。这就是人的精神心理的‘愉悦’原则。”[1]喜剧正是满足了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 　　席勒在《论崇高》中说：“假如没有美，我们的自然使命和我们的理性使命之间就会有不断的斗争。”[2]生活需要美，观众需要高层次的美感体验，而这正是喜剧审美价值的所在。“喜剧来自笑”[3]，因此，喜剧美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笑，中外的众多美学学者也对“笑”与“喜剧性”进行了界定。黑格尔指出：“最平庸和最无聊的东西会惹人笑，同时最重要和最深刻的东西也会惹人笑，如是这里露出和他们的习惯与日常的观点相违背的最微不足道的情况。笑在这时只是一种自鸣得意的聪明的流露，只是一种说明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来理解这种对比和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的标记。”[4]可以看出，喜剧性对象必须具有“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内容，才不至流于单纯的“可笑”，乃至成为“最平庸和最无聊的东西”，而这种“可笑”“平庸和无聊”，便是“滑稽之笑”。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对喜剧所下的定义是：“喜剧是反映现象或事物之不完善的、陈腐的、有缺陷的内容和它们力求显得完美和有意义的形式之间的不协调性的一种美学范畴。发现和揭示这种不协调性便产生喜剧感。喜剧永远是可笑的――这正是喜剧特征之所在。与此同时，喜剧与可笑又不同，它具有社会意义，与建立正面的美学理想相联系。”[5] 李渔说：“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6]在李渔看来，即使再严肃的社会内容，也可以从中找到喜剧性；就是悲剧性的因素，也可以注入到喜剧中去，化悲愤于嬉笑怒骂之中，从而产生喜剧的艺术效果。如果说“滑稽”是“可笑的”，是“味浓而意浅”的；那么幽默则是理性的，是“味浅而意深的”；而“寓哭于笑”，笑中含泪，悲中有喜，悲喜交加，才能使喜剧的美感得以最充分的体现。 　　一、 滑稽的可笑 　　喜剧往往以丑作为表现对象，而丑正是滑稽的本质所在。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纂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7]这就表明亚里士多德把丑与喜剧特定的“滑稽”联系了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丑乃是滑稽的根本和本质。”[8]滑稽乃是较低层次的喜剧形态，不能直接作为美的对象，引起人的美感。作为一种喜剧要素，滑稽侧重以外在的形体、动作、表情、姿态或衣着装扮等引人发笑，有较强的喜剧效果，但一般不含有深刻的理性意蕴。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道：“然而不是任何缺少实体性的行动，仅仅由于缺少，就有喜剧性。人们往往在这一方面，把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混为一谈。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任何对比，都可能是可笑的；可笑是这样一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现象在自身之内消灭了自己，目的在实现时失去了自己的目标。但是对喜剧性，我们还应该提出更深刻的要求。”[9]当代高票房喜剧电影中充斥着大量的“滑稽”元素，解构经典形象，矮化丑化国人，导致人物性格扭曲。“母亲”二字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般都是亲切温暖而神圣的，《夏洛特烦恼》中夏洛的母亲却打破了这一“传统”的禁锢，她先是抽烟成瘾，再是当校长劝退夏洛时，竟然当众“解扣”，诬陷校长非礼，最后当夏洛重病住院，她更是与夏洛好友展开不伦之恋。虽说夏洛母亲的种种行为与情态都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的笑料，可是当观众在笑过之后却无法引发共鸣，甚至因为过度消解权威而令人感到反感。这样的“笑”并不是具有喜剧性的“笑”，而只是一种可笑性。单纯以“滑稽”作为笑料的喜剧，是肤浅的，它缺乏社会内容和意义，只能引发低级庸俗的笑，观众会觉得枯燥无聊。 　　二、 幽默的发笑 　　喜剧的笑往往通过对于丑的本质的认识和否定，而使人产生美感愉悦。“丑只是喜剧反映的对象而已。对象不等于内容，艺术内容中更重要的是对描写对象的审美感情和审美态度。”[10]正如《夏洛特烦恼》中的马冬梅，虽然她的外表以及行为都显得十分的“滑稽”，甚至可用“愚笨”来形容，但是这种“形式的丑”却也恰到好处的反映出她“本质的美”。而她所带来的美感，则是幽默的。“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严肃常化成一片，一讥一笑，除掉助兴和打动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