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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历史研究中的制度与文化一个新的路径 　　[摘要]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欧洲中世纪的所谓自然经济结构作为参照标本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商业及商人的产生历史很早，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在更多的场合里是作为经济的共生体而长期存在的。中国古代商人的发展与停滞，主要取决于国家与政治体制的变迁，而不是自然经济结构的制约。随着中国历史上商人及商品经济的波浪式进步，中国的国家与政治体制、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形态等许多方面，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潜生出包容多元经济向前发展的因素。而国家与政治体制的强势，则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商人及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必须沿着自上而下变革的道路前进。 　　[关键词]中国商人　多元经济　自上而下变革　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陈支平(1952－)，男，福建省惠安县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4-0119-07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学者们对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考察，大多集中在商人阶层的形成、发展与经营活动范围上，特别是由商人及其资本所引发的商品运销和市场网络即所谓的商品经济发展规模，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商人及其资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曾引起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学者们一方面为中国古代所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商品经济发展高潮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为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未能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而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备感惋惜。这种两极化的矛盾格局，至今依然困扰着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于是，人们近年来又试图从社会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传统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来探询这种矛盾格局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这当然对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来思考，是否有可能从这一弥久常新而又令人困扰不已的问题中得出新的认识呢? 　　 　　一、预设的理论前提与中国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虽然成果众多，但这种研究基本上已经预设了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前提，这就是把欧洲中世纪或者说欧洲封建社会里的商品交换历史以及商人与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作为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历史的参照标本。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预设的参照标本的研究前提，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应该同欧洲中世纪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一样，具备如下的两大基本特征：其一，在欧洲中世纪，由此推及到中国的古代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的交换是相当原始甚至是不存在的。我们所熟知的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是这样描述的：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 　　特别是在古代中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生产方式，集中体现在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之上。其二，从古代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征出发，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市场关系，势必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对立物，两者难以相容；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导致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瓦解，从而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社会。 　　把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变迁历史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历史的参照标本，其实并不吻合中国古代商业及商人历史的发展轨迹。首先，中国古代商业及商人的产生历史很早，至少可以溯源到商、周时期(大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475年)更遑论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即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西汉时期而论，私营商业的发展，民“皆背本趋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府的赋役财政体制，出现了“商与君争民”、“市与野争民”的现象。唐宋时期，商业的进步使得区域间的商品流通日益扩大，南方的商人远涉于塞北之外，而“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至于与海外各国的商贸往来，也都到达相当繁荣的程度，正如诗人们所描写的那样，“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这种情况，在欧洲中世纪的前期阶段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其次，中国古代商人的身份界限是比较模糊不清的，并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与封建主、农奴那样有着比较严格的区别。在中国古代有些王朝的户籍制度中，虽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