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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的社交语用得体原则 　　摘 要:中国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受到某些方面的挑剔和指责。中国英语的语言语用偏误可以通过努力得到完善,改善的标准比较明确;而社交语用偏误是与生俱来的,文化导致的,几乎不可能改正,也无改正标准。跨文化交流是双向或多向的,社交语用标准是可以协商的。中国英语的社交语用得体原则既要考虑可接受性和可理解性,同时,也要照顾和顺应使用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关键词:中国英语;社交语用;得体;原则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1-0152-05 　　 　　一、 引言 　　 　　当今世界,英语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成为最主要的世界通用语言,其使用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数量上都是空前的。椐统计,除几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外,还有32个国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Banks et. Al,1997)。大约有20亿人使用英语作为国际交流语言(Graddol,1999:10)。用英语写的信封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网上信息90%都是用英语传播的。现代社会,拒绝使用英语就意味着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英语的国际化已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 　　然而,英语的广泛使用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另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即英语的本土化。英语的本土化是英语与其他语言和文化长期接触的产物。英语在中国的长期广泛使用使其产生了国别变体,有学者(李文中,1993;汪榕培,1991等)将这种在中国变体后的英语称之为“中国英语”。中国英语在语音、语法、词汇和语篇等方面发生许多与标准英语不同的变化。此类研究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也有些成果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但中国英语在语用方面为什么会出现偏误?哪些偏误是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纠正?哪些偏误是无法也无须纠正的?如何评价中国英语在语用方面,特别是社交语用方面的得体性?此类探讨还未引起研究者的观注,而这些问题在跨文化交流中经常带来一些困惑。本文将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英语的社交语用得体性原则,以帮助人们解除跨文化交际中的困扰,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 中国英语相关研究 　　 　　英语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英语是否应该坚持“唯一标准”还是“多元标准”的讨论。“唯一标准”和“多元标准”就成为英语研究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主张“唯一标准”的学者认为各种英语变体均应以英语或美语为标准进行自我匡正。该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语言学家Randolph Quirk。Quirk一直为世界英语的标准恶化忧心忡忡,并希望以增援合格的英语教师来解决这一问题。“多元标准”的倡导者是美国的语言学家Braj Behari Kachru。Kachru认为应对各种英语(Englishes)予以认可,并应对其轮廓和文化导入等由英语的学习和使用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这场被称为“Quirk-Kachru之争”的论战在理论上仍难有定论,但目前的现实是:除公认的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之外,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特别是原英国殖民地国家,宣布自己的英语独立。且不论将英语作为官方英语之一的印度、新加坡、尼日利亚等国,就连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和使用的不少国家的学者也纷纷加入这场讨论,试图让本国所使用的变体英语独立。由此可见,英语已发展为一种国际性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唯一标准”显然是不现实、不道德的,也是不太可能的。 　　作为世界英语的一分子,中国英语的讨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葛老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英语(Chinese English) 和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 )的概念。此后,汪榕培(1991)、李文中(1993)、谢之君(1995)、贾冠杰(1997)等纷纷撰文说明中国英语的定义。汪榕培先生给中国英语下的定义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贾冠杰认为汪先生的定义有不妥之处。中国英语不一定只是在中国本土使用的英语,还应该包括世界各地华人所使用的英语。他将中国英语正名为: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李文中先生将中国英语界定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用再生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他将是否受母语干扰作为衡量标准,受到母语干扰的属于中国式英语,没有受到母语干扰的属于中国英语。谢之君先生认为干扰性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无论是中国式英语还是中国英语都存在受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他建议将中国英语作如下的表述: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变体,这种干扰表现在语言各个层面上,有语言本身的,也有思维和文化的;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