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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分析 　　[摘 要]近年来，随着外贸出口的下降和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中国中部六省在2002―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结合中国中部六省的消费现状，建立消费函数计量模型，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Hausman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收入、居民失业情况以及居民前一期的消费习惯对当期消费水平均存在影响。据此提出扩大中国中部地区消费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从而使中国中部地区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又一引擎。 　　[关键词]中部六省；面板数据；消费函数计量模型；消费水平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031-06 　　近年来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统筹协调区域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新常态发展，中央出台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近40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东部沿海市区来带动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则严重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边际收益递减”现象的出现，中西部的崛起则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东部是以外向型为主的地区，因此，建立内需经济就落在了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六省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已有的工业基础条件，也使之成为建立内需型经济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最佳选择。本文通过探究中国中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低下的原因，以其崛起为视角，充分挖掘其经济发展潜力，为扩大中国内需和激发国民经济内生增长的国家战略提供理论层面的依据。 　　一、文献回顾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理论，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多视角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理论研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凯恩斯（1936）提出了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对消费理论首次运用函数表述，并且在分析宏观消费的发展情况时将收入因素作为变量引入模型，指出消费与收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1]。杜森贝利（1949）提出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是相对决定的，消费者的当期消费会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及周围人们消费水平的影响。莫迪里安尼（1954）提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时会将一生作为其消费的时间跨度来考量[2]。弗里德曼（1957）提出永久收入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行为取决于其永久收入水平，而不仅仅由其现期的收入情况来决定。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永久收入假说为之后的消费理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3]。詹姆士?摩根（1965）的现代社会消费理论对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伴随经济以及消费信贷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和消费预期会对其即期和预期收入产生影响[4]。霍尔（1978）根据弗里德曼的假说，将永久收入假说与理性预期结合起来，提出随机游走假说，认为人们会根据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预测其消费水平，并对消费能力进行适当修正[5]。弗莱文（1985）实证研究了随机游走假说，并指出消费对现期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这种敏感性表现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其劳动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卡贝里罗（Caballero）（1990）提出了预防性储蓄假说，将消费者分为两种类型：在乎风险者和不在乎风险者。在乎风险者在对当期消费进行决策时，会考虑其收入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否会有较大变化，如果有，那么他会及时储蓄以预防这种变化，这时消费表现出过度平滑性；不在乎风险者在决定其当期消费时，仅根据其以往的消费经验和当下喜好来进行消费，储蓄意识淡薄，这时消费不存在平滑性[7]。Joseph P. DeJuan and John J. Seater（2006）构建了包含消费的收入弹性的计量模型，并对美国现代家庭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消费的收入弹性与相邻期间的收入弹性或相邻间收入的相关系数有关[8]。 　　我国关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我国不断发展的消费现状为立足点，并依据国外的消费函数理论而展开的。孙凤、易丹辉（2000）指出1990年代之后，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于失业率的上升而进一步降低[9]。申朴和刘康兵（2003）选取了我国1982―200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我国转轨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对当前收入具有显著的过度敏感性[10]。黄宇（2008）对我国2000―2006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数据进行整理，并以ELES模型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11]。娄峰、李雪松（2009）以Horowitz Henderson面板数据模型为基础，根据1991―2005年中国的部分省份数据，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