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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自治下治理模式的探索 　　摘要：中国目前有50.3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基层乡村的政治发展是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的基础，乡村的自治是保持乡村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的因素。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自治的固有问题也逐渐显现，因此本文主要探索西方的治理理论，尤其是善治理论对乡村管理的借鉴和可行性分析。 　　关键词：乡村自治；治理；善治 　　一、引言 　　治理理论是21世纪国际社会科学前沿理论之一，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研究领域。而“善治”是指有效的治理，以实现公共目标，提高组织效率为宗旨，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模式。概括来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善治理论打破了“国家-社会”二分法的传统思维，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对农村的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对中国乡村自治现状的研究，探讨善治理论在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可行性。 　　二、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古代乡村“县政乡治”模式 　　中国古代从秦到清末“乡”并不是封建官僚体制中的一部分，不能将其看成国家政权行政组织，而只能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类似于第三组织的社会自发组织，即所谓的“皇权止于县政”，县为最基础的行政管理组织，县以下实行自治。在中国古代乡村中传统的家族、乡绅或地方名流在其社会秩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秦晖所说“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乡村自有一套相对独立于“皇权”的“族权”，其中“皇权”的只是一个表现统治的象征，拥有实际管辖权的是地方的“族权”。 　　（二）民国时期的“乡政自治”模式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王朝的统治的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瓦解，国家政权下沉到乡镇。民国政府试图从法律上界定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对乡村进行新的分区编乡，打破封闭自治的村落社会。民国政府的乡村治理以行政化为特征，表现为“乡政自治”，但自治团体并无权力，所以，乡村社会在强权和暴力的统治下夭折。 　　（三）建国初期的“政社合一”模式 　　195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 “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 ，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从而确立了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集体经济模式，将党务渗透到具体的组织工作环节中，形成“政社合一”的乡镇治理模式。 　　（四）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乡政村治的模式 　　1978年，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与此同时中国现行的乡村治理模式也进行了配套的改革。一方面建立乡镇基层政权，延伸国家的行政基础；另一方面设立的村民委员会确立了村民自治的模式，这不仅培育了基层民主，还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与农村管理的自主性，逐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二元管理体制。但是乡政村治的也如同其他的机构一样在长久的运转之后开始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如乡镇机构臃肿，政府权力缺乏规范，导致腐败的产生；镇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定位不清晰，以及乡镇财政管理制度不科学，干部素质下降，导致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三、乡村治理“善治模式”在中国乡村的必要性 　　（一）乡政村治模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显现出他的机构臃肿、腐败的必然性，从而导致了村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民主的丧失，一些乡镇长官将权力伸展到各个角落，从修路到农业发展无不控制，从中牟取利益，村民越来越敌对村委会，乡镇政府甚至更高一级的政府。 　　（二）善治模式是来自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进理论思想，其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目标符合了我国乡村人民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公开的需求，也是将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构建对善治模式的设想显得很有必要。 　　四、如何将善治模式应用到乡村治理中 　　俞可平教授认为善治包括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等九个方面的要素，基于上述善治理论的理解，结合中国现有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下面提出一些构建善治的设想： 　　（一）在乡村治理模式构建中强调合法与法治 　　首先，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理清二者的职能权限。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确立的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乡村治理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以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