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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僧与僧诗的审美解读 　　【摘 要】 　　“诗僧”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特的审美现象，这个独特审美现象的出现是传统诗学对禅宗渗透交融的结果。唐宋是诗僧做诗的鼎盛时期，通过考察唐宋时期不同的诗僧流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僧人的诗歌创作推动了佛禅精神与诗学文化的相互契合，禅宗森严理性的戒律转变为了充满诗化哲学内涵的诗意审美，开创了一个有别于儒家传统诗教的新境界。 　　【关键词】 　　诗僧 僧诗 美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17（2014）01―0120―03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独特的审美现象，那就是“诗僧”这一群体的长期存在与发展。在禅宗中国化的过程中，诗僧不仅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同体并流，而且在后者的影响下逐渐创造出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诗教文化的诗禅文化。诗教文化与诗禅文化是中国诗歌文化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作为诗禅文化的创作主体之一，诗僧在对自然与心灵的自我观照中，开辟出了一个空灵忘我、玄妙淡然的审美境界。在这个境界中，禅意的圆相与诗意的圆满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禅宗森严理性的戒律转变为了充满诗化哲学内涵的诗意审美，这是一个有别于儒家传统诗教的新境界。 　　“诗僧”一词大约出现在中唐时期，释皎然诗文中两次言及“诗僧”，一处见《答权从事德舆书》中，曰：“灵澈上人，足下素识，其文章挺拔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未见其偶。”另一处见《酬别襄阳诗僧少微》（《全唐诗》卷八一八）诗题中。晚唐以后“诗僧”的称呼就非常普遍了，如司空图《狂题十八首》、齐己《寻阳道中作》、许浑《寄天乡寺仲仪上人富春孙处士》、郑谷《题兴善寺》等诗中均有“诗僧”的称法。齐己《勉诗僧》、《逢诗僧》、杜荀鹤《秋宿诗僧云英房因赠》、司空图《寄赠诗僧秀公》、郑谷《寄题诗僧秀公》等诗的诗题中也有“诗僧”之称。诗僧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吟疲即坐禅”（齐己《喻吟》）或“一念禅余味《国风》”（《谢孙郎中寄示》）。可以说，诗僧的日常生活就徘徊于参禅做诗之间，也唯有诗禅并习才可能诗禅交融，诗禅相通。如孙昌武先生所说，诗僧是“披着袈装的诗人”，不管僧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诗，首先他是僧人然后才是诗人。 　　中国诗僧之滥觞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康僧渊、支遁、慧远等可以称为中国第一批诗僧。东晋诗僧善于将佛理玄言融入山水摹写之中，开创了中国诗歌模范山水之先锋。但是东晋诗僧的不少作品还没有与偈颂完全分离开来，虽然有些作品具有了诗歌的意象性质，但仍只能看作是变相的偈颂而不是完全的诗歌作品。这里要指出的是，虽然偈颂也是出自禅僧之手，而且在禅宗发展过程中逐渐诗化，但它依然与诗歌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禅师作偈颂是为了传达教理，启示学人，无论偈颂有着多么完美的诗歌形式，但其内在本质上，说理才是根本。诗僧做诗是把诗歌作为一种表达心灵内在体验的艺术，而不是明佛证禅的手段，审美才是其创作诗歌的着眼点。因此，伴随着唐宋诗歌的高度繁荣，真正具有娱情审美性质的僧诗作品也是从唐代之后才开始的。元明以降，虽然也出现了不少闻名于世的诗僧，但他们大多以唐宋诗僧为标榜，缺乏美学上的创新意识，表现了诗僧现象逐渐委顿之势。因此，唐宋应属诗僧的鼎盛时期，我们所讨论的诗僧与僧诗也主要集中在唐宋时期。 　　黄宗羲说：“唐人之诗，大略多为僧咏。……故可与言诗者，多在僧也。”（《平阳铁夫诗题辞》）唐代是诗歌高度繁荣的黄金时期，好诗写诗成为社会普遍风气，沉浸在如此诗意的文化氛围中，僧人做诗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据《全唐诗》以及敦煌遗书所记载，全部唐五代僧诗大约有四千首，可考诗僧有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齐己、贯休等百余人；有宋一代，随着禅宗诗化的深入发展，文字禅大盛，公案机锋、颂古拈古等藻辞丽句成为常事，不会诗的僧人也不多见。宋代的诗僧，据《宋诗纪事》记载有240人，僧诗405首，诗联147。另外，94卷“女冠、尼”收女诗僧5人，诗5首。宋初九僧、慧洪、仲殊、道潜、清顺等都是闻名禅林的诗主。诗僧身寄伽蓝，心游无垠，在中国诗学的影响下，以诗的形式传道悟禅、传神写意，成为了沟通宗教与审美的重要中介。 　　唐代僧诗从艺术风格上可以划分为化俗诗派与清雅诗派两类。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寒山诗就兼有化俗诗与清雅诗两种。贯休的诗歌艺术风格也与当时其他僧诗不同，有着自己豪迈雄健之气，不能完全把他归入上述两类中。但这只是个案，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大多数僧诗风格的分类。 　　唐代化俗诗的代表人物有王梵志、寒山、拾得等人。化俗诗派的诗僧主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做诗有类似于儒家传统诗教的作用，揭露民间疾苦，进行伦理训喻，但目的都是宣扬佛理，把佛理禅义化及于民，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化俗诗一般体制较小，语言偏于俗俚，缺乏传统诗教所重视的含蓄典雅、隐秀敦厚美学特征，但正因为这种游离于儒家诗教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