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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 　　摘要 本文探究了1991-2011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总体规模及产业流向，并定量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从1990年的8673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2.5亿多人，其中有53.7%流入第二产业，其余流入第三产业。本文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本文计算了1991-2011年各要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计算在没有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条件下各要素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最后比较二者的差异，即可得到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91-2011年间，这三个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3%，9.3%及-0.3%，年平均对GDP增长的实际贡献分别为12.2%，90.2%和-2.4%。在没有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下降至8.9%和-1.4%，而GDP年平均增长率也将从实际的10.3%下降到8.8%。进一步的比较分析表明，持续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20年间使劳动力利用效率年平均提升30.7%，使总劳动生产率年平均提升23.9%，年平均提升比例为63.7%，使GDP年增长率平均提升近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一方面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提升了劳动力的利用效率，为潜在人口红利提供了实现通道，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提升了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我国过去并也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劳动力利用效率；劳动生产率；GDP增长 　　中图分类号 C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4-0127-09 　　我国最近30多年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其中人口变化因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增长，以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带动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提升。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例如，Amlan Roy等的研究表明，考察长期的历史数据，劳动生产率和人口变化是日本、美国、法国、英国、韩国及土耳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1]。其中1974-2008年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2.7%，而日本同期则为12.6%。Lee等[2]和Bloom等[3]针对多国的历史数据研究表明，人口变动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多及负担比减少的确带来经济增长，且至少可以解释199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30%。 　　在过去30年多年，我国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优化配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利用不仅从总体上提升了实际劳动力总量，而且由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带动的产业升级也大大提升了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极大的推动了经济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在各个产业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当前我国当前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量的39%，却只创造GDP总量的10%。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一方面从数量上增加了实际劳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了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对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国内外针对我国劳动力非农转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还非常少，对我国过去二十年间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流向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定量衡量还几乎是空白。在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国外研究主要是侧重劳动力规模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较少涉及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原因是国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而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产业升级的阶段，因此不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针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还很少。国外很多研究成果表明，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4-7]。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Carre等对法国的研究[8]，Matthews等对英国的研究[9]，Lains对葡萄牙的研究等[10]，及Maddison对美国和欧洲的研究等[11]。Maddaloni等人[12]以Solow[13]的增长核算模型为基础，将实际GDP增长分解为三个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利用的增长，对欧洲和美国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从1961-2005年，美国人口要素的变化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要比欧洲大得多，美国为40%，欧洲为19%。同时，人口要素对欧洲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有明显下降趋势，而美国由于积极的移民政策，其人口要素的贡献则基本保持稳定。 　　国内针对劳动力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