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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研究 　　摘要：文章运用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1981年～2013年间国债规模对经济增长、私人投资以及通货膨胀的效应，以考察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现存国债规模对经济增长和私人投资存在短期与长期的“倒U型”负向效应，在中期则表现为“单峰型”的正向冲击；国债规模已经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私人投资及通胀变动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中国现存国债规模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关键词：国债规模；可持续发展；SVAR模型 　　一、 引言 　　中国自1981年重启发行国债以来，国债规模大幅增加，发行规模从期初的147.81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6 949.32亿元，国债累计余额2013年达到86 750.46亿元；与此同时，虽然赤字率、国债负担率、居民应债率等国际常规指标显示规模水平正常，但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2007年高达46.48%，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限值20%。国债规模的迅猛扩张态势引起了学术界对当前国债规模风险及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的普遍关注。因此，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有别于常规国际指标体系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以期对中国国债规模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实证分析。 　　二、 文献回顾与述评 　　当前国际上有关国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遵循的研究范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常规国际指标体系，即以特定的债务可持续发展指标上限作为标准，并认为满足标准的国债规模是可持续的（Reinhart et al.，2010；Cristina Rother，2012）；二是以政府预算约束为条件推导国债可持续性数理方程（Niklas Markus，2012；Saeid Mahdavi，2014）；三是基于国债对宏观经济影响视角，将国债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挤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等定义为国债政策的经济约束，指出若挤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明显，则国债规模不可持续；反之，其是可持续的（Lucian，2011；Atish et al.，2013）；四是基于家庭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Chalk，2000；Agenor Yilmaz，2011）。 　　国内学者在20世纪初主要依据第一种研究思路，且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国债规模存在应债能力宽松而依存度较高的矛盾（刘溶沧和夏杰长，1998；贾康和赵全厚，2000； 周佰成等，2002）。近年来学者多以满足非蓬齐博弈条件（No-Ponzi-Game）作为检验标准，从政府预算约束着手研究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胡绍雨和申曙光，2013；王亚芬，2013）。随着市场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完善，国债规模对经济增长、私人投资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越发受到重视，诸多学者依从第三种研究范式对国债规模可持续性问题展开了探讨。刘立峰（2001）、洪源和陈英（2005）认为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相对规模的变化，同时还应考察对经济增长、民间投资等的影响。马拴友等（2006）利用月度VAR模型指出国债对实际利率和通胀作用微弱。王玉华和刘贝贝（2009）通过VAR模型分析显示，国债规模对居民消费有正的引导作用，但存在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杨子晖（2011）研究表明公共债务的增加通过影响未来税负预期，使两者互补性减弱，减少当期消费。王亚芬（2012）利用SVAR方法研究了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和产出的动态影响，认为中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先挤入后挤出的效应，且产出对公共投资的冲击更为敏感。 　　综合文献可知，学者对于国债规模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各异。国外学者对于国债规模的研究比较充分，多注重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国内学者研究多局限于常规国际指标体系的静态分析，或是利用协整检验等工具考察国债规模对宏观经济某一方面的影响，采用动态计量工具综合分析国债规模可持续性发展的较少。作为一种横向比较方法，各指标特性及敏感程度在不同研究中的不同引发了学者的质疑，其限值的划分也存在较大争议（朱柏铭和徐利君，2001）。近年来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方法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标准方法之一，因此也是分析国债规模对宏观经济运行动态影响的较好工具。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债规模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视角，研究国债规模对经济增长、挤出效应及通货膨胀效应的影响，构建国债规模、产出、民间投资以及通货膨胀四变量的SVAR模型，以期研究中国当前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问题。 　　三、 研究设计 　　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本文实证研究以1981年～2013年为样本空间，选取了国债规模（积累余额，BS）、产出（GDP）、私人投资（PI）和通货膨胀（CPI）四个系统变量。由于私人投资无官方数据，本文采用楚尔鸣和鲁旭（2008）的处理方法，从资金来源入手，将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