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校园称谓语差异社会文化因素分析.docVIP

中日校园称谓语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摘 要：不同的国家、民族，称谓语间的差异不只是语言层面上的，还与其文化间的差异有着直接、紧密、深刻的联系。中日两国校园称谓语间的差异归根结底应是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差异的体现。文章从职官称谓、拟亲属称谓、称谓语“老师”、绰号称谓四个方面入手，对中日校园称谓语间的差异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对比和剖析。留学生要想“地道”地使用目的语国家的校园称谓语，在学习其语言形式的同时，了解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必不可少。 　　关键词：中日；校园称谓语；差异；原因 　　不同的国家、民族，因语言不同，各自的称谓语自然会以不同的文字、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不同的国家、民族称谓语的不同，其差异并不只是语言层面上的，还与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有着直接、紧密、深刻的联系。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和文化。称谓语的不同自然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间的差异。中日两国校园称谓语间的差异归根结底应是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差异的体现。 　　一、职官称谓 　　在中国校园中，老师和老师之间互相称呼对方的职务，如“许主任”、“董校长”等等再正常不过了。学生对老师有时也会以职务相称，如“系主任”、“班主任”等。更有甚者，学生间也会以官职相称，如“班长”、“支书”、“社长”之类的。可以看出，在中国校园内，职官称谓是相当普遍的。然日本却大不同，职官称谓在日本校园中相当罕见。究其原因，恐怕不得不从各自的文化说起。 　　汉民族的职官文化早熟且发达，对中国历代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政府组织就已高度发展，各级官职设置周密，名目繁复。职官与个人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等都有直接关系，因而职官称谓的使用相当普遍。如我们熟知的“杜工部”和“韩吏部”实则就是对“杜甫”和“韩愈”的职官称谓。只因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韩愈曾任吏部侍郎。类似这样的称谓可谓数不胜数。后世流行的某些职业、职衔称谓，如“大夫”、“教授”、“博士”、“郎中”、“导师”等，实际上都是由职官称谓演变而来的。近现代社会以来，中国的职官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职官文化仍具广泛影响，职官称谓的使用依然普遍。除了政府机关、公务活动等必须使用职官称谓，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对担任一定职务的人，习惯上还是使用职官称谓居多，因为人们认为这样比其他任何称谓都显得更为尊敬礼貌。因此不难理解中国校园中，老师之间、学生对老师以及学生之间时常会出现的官职称谓了。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上下、尊卑”的观念也非常明显，这一点也会体现在官衔、职衔的称谓上。但日本并不只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很广泛，倡导自由、平等的思想就是其一。因此，日本校园当中，仅仅是老师对学校管理层的领导会用职官称谓，而老师之间、学生对老师以及学生之间并不使用。 　　二、拟亲属称谓 　　拟亲属称谓就是指对没有亲缘关系的交际对象使用亲属称谓来相互称呼，是汉语中普遍使用的一种称谓形式。在中国校园中，学生对后勤人员经常会以拟亲属称谓相称，如“楼管阿姨”、“看门大爷”、“食堂大妈”等等。这些称谓使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可以称得上是绝对的大众化称谓。其次，学生间的拟亲属称谓也是相当普遍，“师兄”、“学姐”、“X哥”、“老三”等等，都是这一称谓的具体表现形式。那日本校园呢？可以说此类称谓是几乎不用的。为何如此？也得从两国的社会文化入手探其究竟。 　　拟亲属称谓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深层渊源还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它是家族意识的扩大和延伸，是宗子意识的泛化，是传统礼俗意识对人的交际行为规范的结果。它与我们的社会结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人们往往比照亲属之间的年龄、辈分，借用亲属称谓语来称呼对方，它被普遍应用于邻里、同事、同学、官民、主仆、师徒、朋友等各种关系的人群中。为了表示礼节，人们总是用拟亲属称谓称呼对方，即使知道对方的姓名和职业。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类称谓往往具有其他称谓所不具备的神奇功效，那就是它会显得彼此更亲切、亲近，具有缩小说话人和说话对象间距离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校园里，学生对后勤人员以及学生之间拟亲属称谓会频繁出现。相比较，日本则不然。日本人具有非常强烈的集体或集团意识，他们的集团意识不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是以他们赖以生存的公司、社会，甚至国家为核心，所以日本人的亲属意识相对较淡薄，不太重视旁系亲属。因此，在日语中可供使用的亲属称谓较少，在已知对方的姓名和职业时，日本人会选择使用姓名称谓和职业称谓。这也就是为何日本校园中拟亲属称谓使用并不广泛的原因之一。 　　其次，日本是个有着强烈归属感的民族，但他们有着这种群体意识的同时，更渴望和追求在种种和谐统一的群体关系中合理的自我位置。所以，日本人注重自己和他人（包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