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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全球能源治理变局的思考 　　[摘要] 世界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供给安全、价格安全、通道安全为代表的能源既有安全风险降低，新安全风险增加。传统能源治理机制日渐式微，新的能源治理机制正在形成。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目的是满足供给充足、价格平稳偏低、自由贸易、投资安全的需要。当前应抓住机遇，推动构建G20框架下的能源治理机制，尽快开展加入《能源宪章》的谈判，同时发起“一带一路”框架下双边多边能源合作论坛，促进能源领域形成全球性、专业性和地区性“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关键词] 能源安全 国际关系 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3-0013-05 　　[作者简介] 范必（1968 ― ），浙江杭州人，博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能源、环保等公共政策。 　　我国是能源消费与油气进口大国，保障能源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能源安全风险也由传统安全风险向新安全风险转移。既有的国际能源治理机制日渐式微，新的能源治理机制正在形成。我国应抓住这一变局带来的机遇，积极参与和构建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切实维护我国海外能源投资安全，保障油气安全、经济、稳定、充足供给，从而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 　　一、全球能源治理变局 　　能源安全主要表现为油气安全，按风险类型和出现的时间划分，可以包括既有安全风险和新安全风险。随着北美“页岩气革命”和美国“能源独立”，全球油气呈现出多点供应、供大于求和价格长期走低的局面。与之相伴，能源新安全风险上升，既有安全风险下降。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能源署（IEA）、能源宪章（ECT）、国际能源论坛（IEF）为代表的传统能源治理机制，其主要治理对象仍集中在既有安全风险，对近年日益凸显的新安全风险重视不够、作用有限，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机制正面临重大变革。 　　（一）能源既有安全风险威胁趋弱 　　长期以来，中国和很多能源消费大国关注的能源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供给安全、价格安全和通道安全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既有安全风险。 　　第一，供给安全。上世纪出现两次石油危机，中东产油国以石油断供为手段向西方国家施压，造成世界经济衰退。自此以后，国际社会和主要石油进口国建立了各类应对机制，油价波动再也没有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近年来，仍有个别国家在使用石油天然气武器，如俄乌危机中，俄以断气为要挟对乌克兰施压，但只在短时间内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与上世纪石油危机期间相比，当前全球油气储采比大幅上升，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多元化取得重大进展，想靠中断油气供应威胁一国或世界，既不符合国际道义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价格安全。以往世界经济周期中，在经济下行时，能源价格急剧下跌，会加深经济衰退程度；在经济复苏时，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会推升通胀，延缓经济复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世界经济衰退都发生在原油价格上涨到峰值后。但是也要看到，石油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产品，以某个国家或某个企业的能力很难控制其价格。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油气出现了产能过剩，稀缺性大为降低。石油与美元互为避险工具，油价与美元指数呈反向关系。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元走强，在后危机时代，国际游资购买石油避险的需求减少，油价将长期保持低位，价格安全问题不再突出。 　　第三，通道安全。我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来自中东，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运输通道，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存在能源通道被封锁的风险，战时会陷入缺油少气的局面。事实上，即使在冷战时期，马六甲海峡的运输也没有中断过。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题，大国之间尤其是有核武器的大国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因战争造成通道安全风险也比冷战时期要低得多。 　　在新的能源供需格局下，上述三个方面的安全风险虽然仍将长期存在，但引发全球性能源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能源既有安全风险已不再成为全球能源治理最重要、最紧迫的议题。 　　（二）能源新安全风险逐渐上升 　　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能源领域又出现了新的安全风险： 　　第一，非传统安全风险。恐怖袭击已经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在能源领域表现的也十分突出，如ISIS占领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大量能源设施。近年来，各国加大了靠近索马里的印度洋航道的护航力度，但其风险仍将长期存在。中国中亚油气管道途经地区“三股势力”猖獗，缅甸到云南的油气管线通过多个武装割据势力。 　　第二，能源投资的政治法律风险。能源投资涉及到“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和“新殖民主义”等敏感话题，项目实施中面临政策变化、合同纠纷、环保、人权乃至政府更迭等风险。当跨国能源公司与东道国利益不一致时，东道国往往会动用外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