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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目的分析 　　[摘要]中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效率低下的原因运用激励理论从官员经济竞争的目的可以得到一种解答。由于官员外在激励的条件不具备，结果扭曲了官员的行为目的和行为选择，表现在：一是激励报酬缺乏，导致了代理人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二是业绩考核欠准，为官员通过经济竞争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条件。官员激励条件欠缺也造成外在激励的有效性缺乏，由此也突出了官员的内在激励的重要性。 　　[关键词]官员；竞争；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2-0068-06 　　 　　一、前言 　　 　　按照美国学者布雷顿的竞争性政府概念：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总体上是竞争性的，具体表现为提供非市场供给的产品。显然地方政府竞争中外有差异，在国外这种竞争是吸引厂商和居民，具有间接性，而在中国这种竞争不分市场和非市场供给产品，具有更多的直接性，导致了诸侯经济、地方保护、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等缺乏效率的结果，对于这种结果成因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学术兴趣。 　　沈立人、戴园晨分析了财政性分权和包干对形成诸侯经济、地方保护、重复建设的影响；Young分析了财政激励与价格扭曲对产业同构化的影响。不能说这些解释不对，但他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照理说竞争提高效率，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为何缺乏效率?如果说财政激励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导致效率缺乏的原因，那么为何同样受到财政激励的国家之间，大多可以达成自由贸易的国际合作协议，例如世界性的WTO和区域性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等组织的存在和发展，而在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却不能达成类似协议?甚至朝该方向努力都很艰难呢?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ara Poncet的研究：中国省级问的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46％，这一关税水平远超过了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关税水平。况且理论上说中国地方政府同处一个行政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进行分工和合作远比国家之间要容易得多，然而事实为何却恰恰相反呢? 　　周黎安的分析很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目的是官员个人要获得官场上的晋升，这种经济行为后面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官员的经济竞争是为谋求政治收益，而且由于官场竞争对应的是零和博弈，因而官员也很难有合作的激励，如此经济竞争缺乏效率也就不足为奇了。该研究拓宽了分析视野，是对先前研究始终囿于经济层面的一个极大突破，应该说具有较强的现实说服力。然而如果仔细思量一番，依然可以发现该研究存有的解释空间，如官员的经济竞争何以会出现政治目的?此目的又何以能实现?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事关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缺乏效率的根本性解释，解释清楚将对我国干部的考核、选拔、激励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尝试运用激励经济学理论，寻求地方官员经济竞争政治目的的解释，得出的结论为：对于官员来说无论何种外在激励总体有效性都不高，因此必须注重官员的内在激励。 　　布坎南说过：在行政领域和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照经济人方式活动的。因此本文假定：官员的行为具有理性人特征，并且官员个人的职务行为可以完全替代所属政府的行为，省长、市长常常自称为“父母官”也验证了这点。 　　 　　二、官员激励的理论分析 　　 　　理论上选民是通过代议机关委托官员从事公共管理的，选民或代议机关与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中先天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容易扭曲代理人官员的行为。 　　 　　(一)官员激励面临的三个问题 　　根据激励理论委托人为了避免代理人偷懒和说谎，需要建立以代理人的业绩考核为基础的报酬型激励方案，来激发代理人努力敬业。显然这种报酬型激励方案是一种外在激励，该方案若有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具有奖励报酬和准确考核业绩。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性越高，代理成本就越低，也就是道德风险越小，社会福利损失越少，从而激励的有效性就越高。而这两个条件的满足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激励的货币报酬问题，以便对代理人的产出进行奖励。二是代理目标确定问题，即委托人需要代理人做什么，以便确定代理人的产出目标。三是产出评价问题，即代理人的业绩可被观察和证实，以便委托人能计量代理人产出的多少和好坏。这些问题对于私人委托代理关系来说很易解决，而对于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来说，由于政府部门的功能定位、价值取向、组织运行等政治性特点则很难解决。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激励具有财政约束性。在私人委托代理关系中，只要代理人行为的边际利润为正，就不会出现由于委托人的财富有限而货币激励无法实现的情况，而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则不然。从外部报酬来源说，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要得到代议机关的批准和监督，特别是用于奖励官员的支出更是要受到财政预算的严格限制，这使得官员的报酬基本固定，而且水平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