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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第三世界的道路选择 　　万隆会议60年后，如果能够整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中国将会在世界体系中改变食物链的逻辑，开创一种新的国家合作与竞争的模式，从而，对世界的未来做出担当。 　　4月22日至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的城市万隆，和亚非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 　　而在此前的几天，4月18日至19日，中国的杭州，也有一群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学者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万隆?第三世界60年”的国际学术论坛。 　　来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思想精英，都在回应这个问题：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当年的“万隆精神”，在今天应该体现为什么？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否能找到团结的新形式，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假如这没有疑问，世界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 　　发展中国家新的团结 　　《南风窗》作为受邀的媒体，参加了“万隆?第三世界60年”论坛。拿到与会名单后，本刊记者意识到，这是一次思想上的“第三世界”论坛，但与会者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他们是：萨米尔?阿明（因病未能出席，作了录音演讲），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乔莫?夸梅?桑德拉姆，全球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主管经济社会事务（DESA）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署助理主席;阿迪蒂亚?尼加姆，印度文化活动家，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哈茂德?马姆达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吉见俊哉，日本东京大学副校长;王晓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这个阵容，几乎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去梳理60年来世界的变化脉络了。 　　思想精英的探讨，和政治家的互动不是一回事。政治家是以具有外交特色的语言和行为，去显示一个国家的存在，它的战略及所关心的东西，当然还有各国的关系;思想精英则是以跟历史和现实有距离感的语言去探究影响了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内在机制。另外，政治家是推动者，而思想精英则只是观察者，很难让一场学术论坛具有影响历史的功能。 　　不过，从一开始，阿明的录音演讲还是很富于激情，勾画出了60年来世界演化的一些逻辑。 　　他说，当今的多极化体系中霸权仍然存在。这近乎回答了，为什么60年前的万隆精神不能是一种历史的遗物而是应该在今天阐发出新的意义，因为没有霸权，新的团结似乎在逻辑上不可能，对万隆会议的纪念，就仅仅是一种对历史的缅怀了。亚非国家今天要开创合作的新空间，是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仍然存在某些霸权。比如，4月15日，七国集团的外长发表涉南海声明，虽然只是卖给日本一个面子，但“霸权体系”仍清晰可见，博弈无处不在。这是一个背景。 　　还有别的背景。 　　阿明提到了一点，就是某些万隆会议的与会国，以及“不结盟运动”的某些国家，尚未获得政治上的完全独立。但与其这样表述，不如说是某些国家对西方仍然存在依附性。这恰恰也是万隆会议所留给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万隆会议召开的那个历史时期，亚非国家只是获得了政治独立，只是刚刚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站上国际舞台。而在今天，留下的任务正是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彻底摆脱自己的依附性地位。 　　跟这个历史任务相对应的，是跟中国有关的诸多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比如亚投行的创立，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也因此，万隆会议60年后，无论是对中国来说，还是对其他亚非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全新合作的开始。 　　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王晓明教授梳理了现代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思考。在他看来，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对“霸权体系”有过依附，除了大国地位的自我认同外，还在于一种明确的意识：自身情况不同，无法走西方的成功模式。 　　而这，已然暗示了万隆会议之后，亚非国家在寻求发展道路上的分野。 　　事实上，作为非常松散的一个“精神共同体”，亚非国家在1955年后，虽然确实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与美国、苏联各自代表的两极世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但一些国家仍然无法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仍依附于美苏所代表的两极世界。按照德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依附理论，资本主义边缘的这些国家，只是政治上、军事上被庇护，在经济上仍处于被剥夺的地位，难以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 　　与此相比，中国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它可以考验，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依附任何霸权体系的话，到底可以走多远。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60年来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 　　万隆会议只是宣告了“亚非人民站起来了”―大家强起来，富起来只能是以后的事情。把亚非国家聚在万隆的是被殖民被压榨的共同惨痛经验。但万隆会议并非是国家间的联盟或大家具有相似、相同的社会制度，也没有经济上的高度联结。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甚至在制度上、文化上找不到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