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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研究中的辩证法价值论与实践观前提 　　〔摘要〕研究“中国道路”或“中国梦”问题必须坚持辩证法，这就要求我们反对任何抽象独断，对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在这里还必须运用价值论和主体性分析的方法，也就是在考察不同的理论观点时，首先要分析其主体取向如何，是否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先进社会群体的需要和利益。我们还要看到实践高于理论，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根源于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实践需要，不被经典的理论和教条所束缚。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价值论与实践观前提出发，就会看到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必须辩证地批判走“邪路”和走“老路”的危险，走“邪路”归根结底是体现了极少数人搞资本主义发财致富的要求，而走“老路”则是根源于超越历史条件和无视人民群众真实需要的官僚主义。这些“邪路”和“老路”在当前表现为几个理论灾区：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观中片面的GDP标准论、模糊其词的正义分配论。实践证明，这些理论灾区不除，我们就难免要陷入混乱和迷失。 　　〔关键词〕辩证法；价值论；实践观；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154-05 　　一、研究“中国道路”问题的三个哲学方法论前提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与研究“中国梦”、“中国道路”问题，都是在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和由这个根本方向所制约的各个生产与生活领域中的指导原则与理论基础。如同研究所有的中国当代前沿问题一样，我们在这项研究中也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在中国道路的研究中首先要坚持辩证法，在这里我们不能陷入抽象、独断和非批判的误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来解答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梦问题，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然而却是高度抽象的近似于同义重复的结论，问题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具体的内涵如何理解，这需要运用辩证法的理论艺术才能拨云见日。 　　辩证法是人类文化，特别是哲学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理论方法和理论形态，它的外在形式是单一主体内在的、从不同角度出发看问题的辩证思维和多元主体相互间的对话与辩驳，它的内在本质是批判与革命，它的敌人是独断和教条，正是这些东西使辩证法成为哲学智慧的最高结晶。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马克思还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务任何时候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2〕上述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指明了，只有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够大浪淘沙，真金得见。坚持辩证法就要反对独断论。独断论是理论思维的低级形态。它的外在形式就是皇帝老子一言九鼎，埋头只讲自己的第一、第二、第三，对不同的见解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说自己的一孔之见就是普遍共识和绝对真理。这种理论独断其实就是黑格尔说过的“精神自大狂”，它的内在实质就是保守和教条。 　　坚持辩证法就会使我们看到，对于这个中国“特色”问题的理解有着许多不同的，以至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我们对各种观点都要以批判作为前提进行理解。奥地利哲学家波普有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证伪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一个不能批判和证伪别人的理论， 或者不被别人批判和证伪的理论都是没有价值的，那其实就是自言自语的独断论。这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用辩证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就不能被各种独断和封闭式的话语所蒙蔽。尽管各种理论通常以传统的、权威的和所谓客观公正、自命为“共识”的话语来自我表达。我们却需要对其进行辩证分析，特别是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坚持的主体性和价值论的前提出发对其进行考察。 　　2.研究中国道路问题的第二个方法论前提是坚持价值论和主体性分析的方法。从抽象思辨的本质主义或客观主义哲学起点出发，就会把“中国道路”问题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的，完全与现实的主体、主观，与人和历史的特殊性无关的东西，这里应该有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我们只要获得足够的信息和经验，树立足够科学的态度，就会得到一种关于中国道路的普遍和客观的共识。但是如果用价值论和主体性分析的观点来看，这种不被历史特殊性和社会群体特殊性所局限的客观共识是不存在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对“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的理解不可能一样。同理，代表了先进阶级和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理论视野与狭隘自私为少数人发财致富出谋划策的理论视野对此问题的理解也必然是背道而驰。 　　进入价值论的境界，我们就会看到对中国梦、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内涵的理解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