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龄老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个体因素和区域因素分析.docVIP

中国高龄老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个体因素和区域因素分析 　　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绝对数将达4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97%（UN，1998）。如此庞大且脆弱的人口群体，其健康状况的好坏并非单纯表现为一个生物或医疗问题，而且还是涉及我国长期人口安全及和谐社会构建的社会议题。众多学者将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丧失视为老年人最主要的健康问题（宋新明等，2000），它不仅严重影响老年人自身的活动自由，而且还会给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繁重负担。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高龄老人ADL状况是否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二是如果这种差异存在，究竟哪些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区域因素是主要的解释变量？三是当控制了年龄、性别以及个体的社会经济变量之后，省际间残障差异模式是否依然存在？个体特征以及区域性的环境特征，诸如贫困、社会不平等状况以及医疗状况又解释了中国高龄老人ADL能力的多大差异？由于国家各项政策计划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因此，区域间老年人ADL残障比例的比较将有助于帮助政府决策者准确锁定服务区域，推行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区域性战略。 　　 　　1文献回顾与评述 　　 　　老年人ADL状况有着明显的个体性、时代性和地域性（Willis，1996），因此，老年人ADL影响因素的结构是多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老年人ADL能力（Diehl，1998）。 　　 　　1．1个体因素 　　众多ADL文献显示，老年人ADL个体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到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属性、行为特征（生活方式）、慢性病患病状况等相关方面（Andreas, et al,1999）。 　　在个体自然属性方面，年龄、性别显著影响老年人ADL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患病数量以及健康问题逐步增多，视觉、听觉等方面出现障碍，从而引发老年人ADL残障。在老年人ADL性别差异研究中，多数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居住安排以及个人社会经济状况等变量的前提下，老年人ADL残障状况依然存在女性高于男性的明显差异（Demura，et al,2003）。女性老人更易患上非致命性但易致残的疾病，如骨折、骨关节炎、骨质疏松以及慢性背部疾病等（Verbrugge, 1985），而男性老人通常容易患上一些威胁生命且严重影响ADL的慢性病，如冠心病、动脉硬化以及肺气肿等，这些疾病容易造成男性老年人长期、永久性的残障。 　　在社会经济属性方面，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婚姻状况以及居住安排都会影响老年人ADL能力（顾大男等，2004）。通常，社会阶层越低，死亡率和发病率越高（Mackenbach et al, 1997），更易患上冠心病和呼吸系统等主要致残性疾病。具有较高收入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来应付残障的发生。此外，老年人婚姻状态从已婚状态转移到其他状态后，老年人更容易产生紧张、压力、郁闷等不良情绪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Feinstein ,1995），这给疾病的发生带来了隐患。对于中国老年人而言，ADL差异性还表现在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明显不同，其中生活环境的适应性是解释城乡高龄老人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存在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曾毅等，2004）。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老年人ADL状况密切相关（Vita, et al, 1998），这种关系甚至在老年人的高龄阶段依然存在（JWoo, et al, 2002）。不良生活方式主要包括高盐、高脂肪饮食、吸烟、酗酒、精神过度紧张以及缺乏体育锻炼（Jamison, et al, 1993）等。 　　此外，老年人ADL状况更多地受到身体健康状况和各种疾病的侵扰（Upchurch, 1999；陶立群，2001）。首先，从身体机能方面看，肢体运动功能、视力、听力以及咀嚼能力等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老年人ADL能力。其次，心理健康对老年人ADL 的影响很大(Yasunaga, 2001)，其中，包括智力在内的认知能力、情绪状况、神经组织状况对老年人ADL的影响显著(Cahn, et al,1996)。慢性病伤是影响老年人ADL最主要的因素（Kaplan, 1994），随慢性病患病数目和患病率的增加，老年人自理能力呈快速下降趋势。引起老年人群功能障碍的慢性病伤主要为循环系统和运动系统损伤（宋新明等，2000）。 　　 　　1．2生活环境因素 　　老年人ADL状况还与文化、政策以及生活背景关系密切（顾大男，曾毅，2006），家庭、邻里、社区、政策、习俗和时尚等社会文化因素构成了具有深刻影响力的生活背景（Diehl,1998）。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居家环境等若干方面。 　　从自然环境来说，气温、降雨、气压等是气候因子中致残障疾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