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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 　　内容提要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自始保持着对陷入“现代化框架”的警惕。“良性互动说”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学者反思和超越西方公民社会研究范式的努力，但它更接近于一种理想模式，现实解释力不足。建立在范例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团主义、自主与镶嵌、分类控制等理论同样存在局限性。浙江温州商会的发展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温州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有：借助于民间传统和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培育下快速发展，兼具自主性与依附性，与政府结成了稳定的合作互动关系。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存在一种“温州模式”表明，温州经验具有某种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一些可推广的成分；它还表明，经由这一模式，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有可能超越现有争论，形成新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中国公民社会；温州商会；温州模式；范式；范例； 　　作者周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310027) 　　 　　作为20世纪70、80年代全球性“结社革命”(萨拉蒙语)的反应，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组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从而引发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与西方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历史演进道路不同，中国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自上而下”地建构，这使运用西方公民社会范式来解释中国的现实变迁成为问题。而且，即使中国公民社会总体上遵循体制内发展的路径，体制外生长的、体制内外结合型的民间组织也大量存在，这意味着建立在范例研究基础上的分析框架难以具有普遍解释力。浙江温州商会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发展，但主要经由“自下而上”方式产生，具有较强的民间性，不但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民间组织，还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行业组织，运用现有理论对温州商会的发展进行解释就存在一定困难。本文拟在梳理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温州商会进行描述和解释，以丰富争辩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 　　 　　一、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式之争 　　 　　对运用西方范式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反思与批判，自始是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中的主题之一。1991年，甘阳倡导“社会与国家之间能够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邓正来和景跃进在那篇开启我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论文《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中，明确主张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说”，认为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具有必要性，同时应有合理的限度。 　　“良性互动说”的提出，表明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寻求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这既与引介公民社会理论的时机有关，也是对国情作出分析和判断的结果。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起步较晚，其时，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理念在东欧、俄罗斯及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实践已暴露出许多弊端，引起了学者们的警惕和反思。同时，中国尽管长期处于全能主义统治之下，社会了无生机，但中国既没有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智力圈子，没有天主教，也没有自治的工会，还没有传统的民主党。这使运用“对抗论”、“制衡论”等西方概念框架解释中国成为不可能。 　　在甘阳、邓正来等学者的倡导与推动下，“互动说”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主导性解释模式。这一模式后来又被俞可平等提出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概念所推进。其后，“国家在社会中”(state in society)的观点因其与“互动说”较为相似而为中国学者关注。这一观点认为，国家和社会都不是固定实体，在相互作用中，它们的结构、目标、支持者、规则和社会控制都会发生变化，它们在不断地适应当中互相转化和互相构造。这可以被看作是对“互动说”的一种深化。但无论“互动说”还是“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概念，都接近于一种理想模式，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 　　由于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以及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而民主政治建设相对缓慢、社会领域有限开放，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约翰?格雷的市民社会观点一度受到欢迎。格雷认为，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是市民社会的两大本质特征。相应地，既有自由民主型公民社会，也有专制主义型公民社会。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建立专制主义型公民社会更为适宜，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那些限制民主而不是高扬民主的制度。 　　但格雷式的专制主义公民社会思想很快遭到扬弃。因为自1978年以来，在经济领域之外，中国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也都发生了权力要素的变化，尽管其进程相对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仅从经济因素评判中国变革的意义已经十分不足。而且，在这一时期，国家一公民社会一市场的三分概念已被广为接受。对更多学者而言，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目的正在于对其民主意义的追问；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政治专制主义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引用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托克维尔及泰勒的公民社会理论，而不再坚执于以市场经济发展来论证中国公民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