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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刑冲突的道德背景分析 　　摘要：产生于夏、商、西周时期的礼规范和刑规范，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别得到了儒家和法家学派的改造和发展，并使得它们后来在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等方面表现为相，中突。从表面上看，可以归之于两套规范形式的差异；从手段上看，可以归之于德礼教化和法令政刑两种治国方式的不同；从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是由于以家为本位和以国为本位的道德观念的对立造成的。在刑规范或者法规范不足以对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整时，借助于法律之外的道德来进行说明，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得到延续。 　　关键词：礼；刑；法；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5―0074―05 　　 　　一、礼刑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两套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规范，即礼规范和刑规范。就礼的起源而言，儒家创始人孔子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这说明从我国的夏、商时期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调整人们行为和关系的礼规范。到了西周初期，政治家周公姬旦在对以前的夏礼、商礼进行借鉴和补充的基础上，即“周监于二代”的基础上，制定出一整套适合当时社会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血缘关系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这一套经过“周公制礼”后形成的规则体系，也就是后来的孔子毕其一生试图恢复，但在其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的周礼，如其所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中国古代的刑规范同样出现于夏、商、西周时期，在《左传》中，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的记载。刑和礼产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最初与兵即军队联系在一起，是指与战争有关的某种东西。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过程中，始终交织着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无论是从黄帝与炎帝大战、黄帝平叛蚩尤作乱的神话传说来看，或者从商汤对夏桀暴政兴起的仁义之师、武王对商纣暴政兴起的仁义之师里，都可以发现，氏族或部落内部相互冲突的战争，氏族或部落外部相互扩充领土的战争，都与中国国家制度形成密切相关。频繁的战争必然使一些重复的行为、方式相对固定化，并逐渐转变为规则，其中用军队进行镇压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一些相关的惩罚方式，就被定型为“刑”。《汉书?刑法志》正是以此为根据将刑划分为五个等级的：“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来者上矣。”其实，五个等级的刑规范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用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一类是用不同规格的刑具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这种刑规范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法家的改造和发展。 　　 　　二、礼刑关系在儒法二家中的分歧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儒家和法家两大学派，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争鸣和探讨，包括对礼刑或礼法二者的关系，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由于传统文化中具有较多的保守因素，所以儒家学派对礼刑或礼法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也持有相对保守的态度。儒家学派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由西周发展而来的“礼”，而不是以刑为核心的法，因为礼相对于刑而言，具有较高的教化意义，能够启发民众的羞耻之心，使他们自觉遵守法令，而不是像刑那样只是单纯地具有令人畏惧作用，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正因为如此，在刑的制定和运用时，必须以礼为指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礼的本质是仁，仁的特征在于爱人，爱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主要表现为统治者所实施的一系列德政、仁政措施，即“为政以德”。只有实行了德政的统治者，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与服从――“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臣服也”；只有实行了德政的统治者，才能够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相对于德政、仁政而言，刑罚只是治理国家的一种辅助方式。德政、仁政的实施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即“为政在人”。只要统治者能够修身正己，以身作则，能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感化民众，即“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就不需要什么刑罚手段来维系。法与道德优良的统治者比较起来，居于次要地位，因为法是人制定的，而且对它的贯彻和实施最终要依赖于人。仅仅有完备的法，而没有具体的执行人，天下依然不可能治理好：“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儒家学派在处理礼刑关系或者礼法关系上的特点是：认为刑或者法的地位低下，应该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上接受礼的指导。这样一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