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教育培养脸面.docVIP

中国古代经典教育培养的“脸面” 　　科举时代的经典教育，开始向标准化、教条化推进，此后的官员在严密的经典培训中，接受的就是完整的脸面教育，这套脸面教育事关官僚的神圣性。 　　秦汉如何垄断知识购买权 　　秦王朝网罗各种流派学说，设置博士，“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博士，秦官。学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这种设置很大程度乃是出于备以受谘。秦王朝总的方针，乃是贯彻法家的强力控制意志，实行强制控制的“思想压制”，“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用“以吏为师”的方针，指导整个帝国。这种趋向无疑否定了春秋以来的教育成就，否定了受教育阶层的地位，这本身也同秦之大量吸收游士的方针相冲突。如果不辅以“思想灌输”的手段，左右之，它压制的力量的爆发必然具有摧毁性，秦的覆亡，不能不说此乃一大诱因。 　　强力“思想压制”的方式本身也不能为强有力的帝国权力管控系统提供必要的谨慎准则和价值系统。没有统一的精神原则武装起来的官僚，在贯彻帝国强有力的管控意志时，总是陷于漫无头绪的地方事务中，使其面临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务时极为被动。 　　秦王朝实行的强有力专制，是一种毫无弹性的制度。它的严密性和繁琐性，使各个阶级都暴露在赤裸裸的强权之下，所有的官僚皆疲于奔命，这也可以从秦始皇神秘的行踪事件中寻得端倪。 　　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喜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讨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秦始皇以强压之措施，施于对帝国全方位的监控。它不仅要控制军事上的危险，“收天下之兵，聚之成阳，铸以为金人十二”，而且以强有力的户籍控制人力和物力，辅之以什伍连坐之制。正是秦帝国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大规模的军事行为，缺少适当弹性的制度设置，耗竭了帝国的资源，从而走向了崩溃。 1906年，北京贡院。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堂。清廷诏准自 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贡院也被废弃。 　　秦王朝对其权利资源――士的摒弃，又使秦王朝的权力基础变得薄弱。它的强制措施，虽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却无力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只有以“思想控制”和“思想灌输”相结合，方为有效。只有借助“思想灌输”的辅助，才能将其导入一个可控制之途。秦帝国试图以强制控制的方式，完成对人力物力的控制，维持帝国秩序，而抛弃“士”的支持，同时又将地方社会群体的组织力量视为多余，在缺少技术和专业分化的时代，将地方事务完全纳入帝国行政之内从而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从制度的角度说，代秦而起的汉王朝无多大创新，但却充分展示了秦制度的魅力，在制度的内涵上承继法家的强有力控制准则。同时，逐渐以儒家的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作为强有力的法家原则的内在核心，以缓冲秦王朝实施的僵硬强制控制，并在唐王朝之后，彻底完成其建构。汉王朝成功地利用“思想灌输”与“思想控制”的结合为帝国制度确定了道德原则和价值系统。 　　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本身是看不起士阶层那一套东西的，特别是对儒家那一套尤不感兴趣，但士阶层作为权力资源，提供的有效统治规范却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确立了故秦的行政制度的同时，却不得不对制度的价值规范加以重视。不过，历西汉前半叶，总的原则仍是强调社会的恢复和巩固帝国的财政基础，强调社会的稳定，而放弃兴师动众的华丽修饰。其帝国规范仍强调兼容并包，陆贾、叔孙通辈与萧何、曹参这类秦王朝基层行政的亲历者，并立于朝廷当中，甚至是以萧、曹这类秦王朝时代的小吏为主。这种局面在经过文景时代而得到改观，整个帝国总体上得到加强，新兴的政治资源已经壮大，开国之初的人事局面已有改变，调整帝国的指导原则已势所必然。可以说这一阶段既弱化了思想控制，也弱化了思想灌输，强调的是行政的有效运行。 　　西汉中叶，开始改变汉初经典教育不分流派的做法，认定以儒家经典培育官僚资源。汉武帝时，一改传统的诸博士之制，专立“经博士”，“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而百家罢，确立了儒家的至上地位，汉初以黄老为主旨兼容百家的局面得以改变。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熟，从而得以收到灌输与控制的效果。这也是社会变迁使然，春秋战国时代游士的活跃，到此时开始逐渐与帝国的制度融合，被纳入到同土地和血缘联系的格局当中，董仲舒所谓“贫者无立锥之地”也正是说明此时变局的重要。帝国社会中的士再也不是游离于土地和血缘之外的群体，从而彻底融入到帝国社会当中。从此，帝国总是着意于制度化的仕进制度和静态设置相结合，完全确立了帝国才是唯一的知识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