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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摘要：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联系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基本要领，其中之一就是“供给管理”的特殊重要性。通过从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中国经济客观上需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对策等四个方面，勾画和分析了中国宏观调控必须特别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的特定原因，以及这种调控的地位和相关的基本要领。 　　关键词：宏观调控；供给管理；需求管理；经济增长；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1－0005－04 　　 　　中国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了全世界注目。而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也以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为代表而成为一时热点。中国30余年改革的实践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和丰富的学术研究专题，这里仅就宏观调控的基本要领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在中国的特定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上，应在宏观调控的学理层面上强调注重“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供给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形成为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不然。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概念大行其道几十年之后，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时期有过一段“供给学派”为人们所重视的经历，其所依托的是并不太成体系的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也并非是强调政府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动作用，而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他们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可以说，这体现的是理论层面的“中国特色”。与之相反，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还是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也不论争论如何“激烈”。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结构调控上，它们都是一致的。美国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因为其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由市场自发解决，所以，政府调控上的“区别对待”便可忽略不提。但此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却实实在在地运用了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手段。比如，对雷曼兄弟公司这个150余年的老店就是不救，但对于“两房”、“花旗”就一定要救；在外贸上，更是“区别对待”，而在结构上则锱铢必较了。我们实施“三步走”的现代化赶超战略，非常需要全面地观察和总结这些现象，深刻认识和借鉴别国的调控经验并洞悉其实质，进而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中国宏观调控要注重和强化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是源自如下四点看法。 　　 　　一、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在新兴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 　　 　　讲总量调控首先要讨论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里德曼式“经典表述”，实践证明往往会产生明显的片面性，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货膨胀，进而在对策上又惟一地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完全手段(与之相对应，在经济面临通缩压力的阶段，则只考虑放松银根)。如果具体考察中国2008年之前一段时间的物价上涨，可以发现确实带有较明显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征(虽然主张完全依靠需求管理的学者质疑这种表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连续几个季度，8％左右的CPI上涨中，食品价格占6.8％左右，房价占1％左右，其余仅占0.2％。对于这种情况，必然会引出的理论分析解释是，这一阶段中国除可能存在银根偏松带来的涨价因素外，应存在着食品中少数龙头产品“供不应求”、“成本推动”式的涨价因素。政府如能够有针对性地着力于较快增加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则有可能产生缓解物价上涨势头的调控效果，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来求得对物价的控制(当时也确实针对粮食、肉类的生产采取了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其政策效果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种实证情况和相应的“区别对待”调控模式，在十分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其适用性，但应当说这种现实局面的出现概率较低。因为，那里较充分的竞争机制和要素自由流动往往已自发地消化了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所以，对于政府而言，便主要留下了总量调控“需求管理”的任务和“简单的抽紧(或放松)银根方式” 　　(当然，“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出现，也使“供给管理”的任务在美国等经济体中突然浮出水面)。但在现阶段的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在市场发达程度还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