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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合理逻辑及对策 　　1978-2015年，37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经历了四个周期性波动，呈现“W型”增长，为什么在第四个周期的谷底如此艰难？这涉及到如何认识我国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的合理逻辑问题。 　　我国从90年代末就开始提经济转型升级，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只是进行着“程度”的变化，而不是“类别”的变化。 　　从国际大背景看，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类别”的变化，而不是“程度”的变化。从1782年工业化到现在，世界经济每隔50年到60年就会发生一次“类别”的变化。200多年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五次的“类别”变化，由此形成了五个长周期。这种“类别”的变化主要是技术创新带动的产业革命推动的。一般规律是一项科技发明酝酿需要50-60年。中国上一轮快速增长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外溢。目前，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尾声。在新一轮长周期中（2020-2080年），全球正在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六次科技革命。对于中国来说，“十三五” （2015-2020年） 规划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 　　与旧常态下世界经济相比，新常态下的世界经济正发生着以下四个方面的“类别”变化： 　　（1）从生产模式看。旧常态生产模式主要是大规模的集中制造，无论是1.0、2.0还是3.0的工业革命，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规模经济做文章。传统的制造模式，是在工厂里通过流水线作业，将产品制造出来，然后通过线上的电商平台、线下的销售渠道（批发商、零售商）将产品发送到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手中。新常态下，由于新的科技发明，未来生产主要表现为分布式制造。3D打印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具标志性的生产工具，一旦形成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的3D打印分布式制造模式，将会产生颠覆性力量，由于生产小型化和智能化，家家都能成为工厂。分布式制造方式的重要意义在于：生产工具（3D打印机）不再被少数资本家独占，每一个个体劳动者拥有极大的生产工业化产品的能力，并且会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 　　（2）从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看。什么样的生产模式必须需要什么样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200年工业革命历史，能源结构主要是传统的化石能源，英国主导的两个长周期，是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结构，美国和欧洲主导的两个长周期，是以石油主导的能源结构。能源生产模式也是集中生产，如核电、水电都需要大规模集中生产。2004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相继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故，深刻说明传统能源供应形式存在着严重的技术缺陷。新常态下，世界能源将更加重视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和运用。未来能源生产方式，主要是分布式生产，是一种建在用户端的分散式供能方式。分布式能源是最能体现节能、减排、安全、灵活等多重优点的能源发展方式。目前丹麦这些北欧国家清洁能源技术和分布式能源网络是走在全球最前列的。 　　（3）从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看。由于发达国家能源结构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带来世界发展阶段的转变，发达国家正着力推动世界从工业文明阶段向生态文明阶段转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欧美发达国家不仅掌握着清洁能源技术，而且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需要更多的碳排放空间。不论发展中国家是否完成工业化，在这场跨世纪的气候谈判博弈中，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进行着低碳经济转型。 　　（4）从财富规则看。发达国家基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着力推动世界财富规则的重新修订。在过去30年，世界财富规则是有形财富的竞争，在旧版WTO规则下，所有的商品贸易大国都迅速发展了。在这种规则下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国家也迅速崛起。发达国家发现，这种规则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为了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开始重塑世界财富规则。危机后，世界财富规则正从“有形财富竞争”向“无形财富竞争”转变。美国通过“21世纪铁三角”，试图替代现有的WTO规则;欧洲企图利用气候问题力推低碳经济规则。这种新的财富规则对什么样的经济体有利呢？主要是对那些生态文明做的好、知识产权做的好、高标准劳工规则做的好国家有利，这些恰恰是中国的短版。 　　由于世界发生了“类别”的变化，中国经济也必须适应趋势与潮流发生“类别”的变化，仅仅发生“程度”的变化是不够的。所以三年前国务院就提出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过去世界“旧版”中，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但在“新版”中，我们如果不转型升级，就不再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了。 　　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与旧常态下中国经济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新版中国经济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转型升级？ 　　这首先需要厘清一下旧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逻辑起点。1978年前，解决国内“吃不饱饭”的严酷现实，决定了寻求经济增长解决总量问题